張作霖之死與日本無關 到底誰殺死了張作霖?
青年參考9月3日報道:我們從教科書中知道北洋軍閥的頭子張作霖死於日本人的暗害。然而，在俄羅斯歷史學家普羅霍羅夫最近撰寫的《張作霖元帥之死檔案》一文中卻說，張作霖之死與日本無關———張作霖（1875—1928年）奉天海城人（今屬遼寧）。1916年，開始擔任奉天督軍，東三省巡閱使等職。1928年7月4日夜間，當他乘火車經過皇姑屯（今屬瀋陽）車站時，被預埋炸彈炸死。隨後，日本關東軍公開承認對此事件負責。其暗殺動機是，擔心張作霖與美國暗中勾結，從而使日本失去對東北的控制。
然而，最近俄羅斯歷史學家普羅霍羅夫撰寫的《張作霖元帥之死檔案》一文中稱，張作霖之死與日本無關，而是蘇軍情報局所為，從而使張作霖之死有了新說。
“中東鐵路”糾紛激怒了蘇聯政府
1924年9月20日，張作霖與蘇聯政府簽訂了“中東鐵路條約”，做出與蘇聯友好的姿態。根據條約規定，中東鐵路將由蘇中雙方共同管轄。但是，隨著事態的發展，蘇聯政府開始改變了對張作霖的態度。1926年1月，張作霖軍隊在交納使用中東鐵路費用問題上與蘇方發生糾紛。截止1925年12月，張作霖軍隊拖欠中東鐵路管理局的債款達1400萬盧布。為此，中東鐵路管理局局長伊萬諾夫決定禁止張作霖軍隊使用該鐵路運輸部隊和軍用物資。對於伊萬諾夫的決定，張作霖軍隊不僅不予理睬，而且變本加厲地使用鐵路，甚至開槍對攔截過往軍列的鐵路工作人員加以威脅。
1926年1月，張作霖命令軍隊逮捕了伊萬諾夫，以便控制對中東鐵路的管理。蘇聯政府將其稱為“東部鐵路糾紛”，試圖對張作霖施加壓力，並暗示張，日本一些有影響的團體正在物色新的人選取代他，希望張不要在這種時候與蘇聯把關係搞僵，以免失去可靠的支持者。但是，蘇聯政府的努力化成了泡影。同年7月，張作霖在北京會見了吳佩孚，與其討論了共同對付左派運動問題。同時，張作霖還向吳佩孚提出了將中東鐵路管理權交給他來管理的要求。儘管蘇聯對此提出了嚴正抗議，但中東鐵路的管理權，實際上還是落入了張作霖之手。
首次暗殺行動被識破
鑒於張作霖在中國東部鐵路問題上所採取的強硬政策，1926年8月蘇聯政府命令蘇軍情報局對張作霖採取暗殺行動。當時，蘇軍情報局將暗殺張作霖的任務交給了特工薩爾嫩和布拉科夫。
根據暗殺計劃，他們將在張作霖官邸大宅內埋設地雷，炸死暗殺對象。具體分工是，薩爾嫩主要負責在張作霖官邸大宅埋設地雷。有消息說，9月底，在張作霖官邸將舉辦一次音樂會。屆時，薩爾嫩應安排樂隊人員將地雷偷偷帶來，將其埋設在張作霖居住的大宅院，並將地雷定時。布拉科夫主要負責護送地雷過境。9月24日，布拉科夫化名舒金在邊境火車站與薩爾嫩派來的梅德維傑夫和弗拉先科接頭，準備移交地雷。但是，他們的行蹤早已處在張作霖特工人員的監視之下。車站巡警立即對布拉科夫攜帶的行李進行了搜查，併發現了地雷。於是，布拉科夫、梅德維傑夫和弗拉先科被巡警逮捕。隨後，蘇聯政府立即聲明，布拉科夫是白匪，暗殺張作霖完全是由移居中國的蘇聯僑民策劃的。
在蘇軍情報局暗殺張作霖的第一次行動失敗後，張作霖開始與莫斯科疏遠，並採取了許多敵視蘇聯的行動。
1926年12月1日，張作霖自任北洋軍閥總指揮和安國軍總司令，併發表了“反共宣言”。隨後，張作霖在東北三省散發的傳單中稱：“蘇聯布爾什維克（共產黨）是毒蛇和猛獸，只有安國軍才能拯救東北三省人民。”同時，張作霖積極支持蔣介石清除在北閥軍中的共產黨員，並斷絕了與蘇聯的外交關係。
1927年1月，鑒於北閥軍北上作戰行動十分順利，張作霖開始對駐東北三省的蘇連線構進行搔擾，以防在東北三省發生武裝起義。3月11日，張派人搜查了蘇聯在哈爾濱的商務代表處；3月16日，關閉了在哈爾濱的蘇聯“運輸”股份公司代表處。3月31日，搜查了東部鐵路局蘇聯工作人員的機構；4月6日，襲擊了蘇聯駐北京領事館，逮捕了大批中共黨員，其中包括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李大釗，並於4月28日將其殺害。同一天，張作霖軍隊在南京扣留了一艘蘇聯船隻，逮捕了3名蘇聯外交信使以及在武漢政府任職的蘇聯總顧問的夫人。6月25日，張作霖致電蔣介石，希望與其簽訂一份“共同反對共產黨”的協定。
在國內製造反共高潮的同時，張作霖還煽動盤踞在中國北部邊境地區的白匪和當地土匪對蘇軍邊防部隊實施挑釁。據蘇聯國家保安總局統計，1927—1928年在蘇中邊境共發生90多起入侵蘇聯領土事件。同時，張作霖的政權也難以維繫。1927年12月—1928年初，他被迫與北閥軍作戰，隨後，又與蔣介石軍隊作戰，部隊傷亡慘重。於是，他派員與日本談判，企圖依靠日本政府的支持在東北建立反共、反蘇“獨立的滿洲共和國”。
第二次暗殺終於得手
此時，蘇聯國家政治保安總局外事局住哈爾濱特工人員埃廷貢刺探到了張作霖與日本談判的情報，並向總部做了彙報。蘇聯政府認為，張作霖的所作所為已經威脅到了蘇聯在遠東地區的利益，命令蘇軍情報局與國家保安總局聯手暗殺張作霖。負責暗殺任務的，是埃廷貢和曾參加過第一次暗殺行動的薩爾嫩。為了把暗殺視線轉向日本政府，蘇聯政府命令薩爾嫩領導的東北三省特工小組做好這項工作。
1928年7月4日夜間，張作霖乘坐專列由北京返回瀋陽。當行駛到瀋陽郊區的皇姑屯車站時，張作霖乘坐的專列車廂突然發生劇烈爆炸，張胸部負重傷，送到瀋陽醫院不久便斷了氣。當時，專列中還有17人死亡。為了將這次暗殺行動嫁禍於日本政府，蘇聯特工小組特意把炸彈埋在了由日本關東軍警戒的鐵路架橋上。使蘇聯政府大惑不解地是，在張作霖被暗殺後，日本政府主動承擔了責任，聲稱暗殺張作霖是因為他暗中與美國勾結，出賣東北三省。
然而，暗殺張作霖並沒有給蘇聯政府帶來任何預期的結果。1929年1月，張學良上任，與蔣介石合作，並承認南京政府。8月，張學良軍隊開始為即將在當年11—12月爆發的中東鐵路武裝衝突做準備。在張作霖死後和失去對中國北部地區控制之後，日本政府於1931年佔領了東北三省，建立了偽滿洲國，並將關東軍部署在中蘇邊境，從而使蘇聯在東北三省失去立腳之地。
長期以來，張作霖被日本關東軍暗殺已是被廣泛認可的事實。1946—1948年，國際軍事法院在東京對日本戰犯審訊過程中，侵華日軍將領對日本關東軍受政府之命策劃暗殺張作霖行動供認不諱。但是，上世紀四十年代末，日本政府矢口否認參與了暗殺張作霖行動，並稱日本政府沒有任何理由指使關東軍暗殺張作霖。上世紀九十年代初，俄羅斯歷史學家沃爾科戈諾夫在調查托洛茨基死因時，無意中發現了張作霖被蘇軍情報局暗殺的史實材料，從而使這樁既成的歷史鐵案在70年後又有了新的說法。
http://61.129.65.8:82/gate/big5/news.eastday.com/epublish/gb/paper148/20030903/class014800013/hwz1006195.htm
陳仁霞：抗戰外交中的中德日三角
抗戰前夜和抗戰初期的外交，最重要的戰場，不是中美日三角，也不是中蘇日三角，而是中德日三角。陳仁霞博士積數年之功，從已塵封的德國外交檔案中翻檢出大量第一手資料，揭示了原本暗昧、實則驚心動魄的中德日三國角力大場景□笑蜀
有兩個意義上的抗戰：一個是金戈鐵馬的疆場格鬥，一個是使節穿梭的外交搏殺。如果說前一個抗戰發端於七七事變，那麼後一個抗戰則要早得多，至少從九一八事變起就已逐次展開。而在後一個抗戰的最初階段，最重要的戰場竟然不是中美日三角外交，也不是中蘇日三角外交，而是中德日外交。這鮮為人知的一幕，終於被我駐德外交官陳仁霞博士的這本處女作揭開。
這是一部學術著作，但並不古板，相反卻寫得波瀾壯闊，跌宕起伏，險狀叢生，扣人心弦，描述了中國政府面臨日軍鐵蹄的節節進逼，在極端自私而冷漠的國際關係中如何苦苦掙扎的過程。
美國的“借刀殺人”與蘇聯的“禍水東引”
國際關係最大的特徵是弱肉強食，沒有真正的朋友，有的只是純粹的利益交換。正因為如此，雖然就道義而言，中國是受侵略的一方，理應受到廣泛的國際援助，但即便是相對而言對中國還算比較友善的美國，也認為中國在國民政府的領導下實現現代化的可能性不大，由日本人統治中國對美國最有利——同時也對中國有利。美國國務院一位官員就斷言，中日爭端的解決可能對美國的利益有害，最好讓日本在一個美國沒有重大利益的地區，陷入一場非決定性的鬥爭；允許“我們遠東政策的原則及和平理想……蒙受進一步小損害”。於是，美國以“借刀殺人”為其遠東政策的指導思想，一面慫恿日本與蘇聯和中國為敵，鎮壓遠東的大、小布爾什維克，一面避免日美衝突。這就註定了，美國對日本侵華僅停留於空洞的道義譴責，而不可能實際干預。對蔣介石及國民政府的求援，美國置若罔聞。甚至當1937年12月12日，侵華日軍故意挑釁，在南京江面擊沉美國炮艇“帕內號”，導致美方70多人死亡，美國仍表現出驚人的忍耐力，一如既往地對日本提供貸款，出售戰略物資。
美國如是，蘇聯又如何呢？
蘇聯的最大噩夢，是遭受德日兩國夾擊。面對來自日本的危脅，蘇聯的主要對策，便是挑動中日衝突，並使中日衝突升級為全面戰爭，讓日本這股禍水在中國氾濫，以犧牲中國為代價，達到挽救蘇聯之目的。皇姑屯事件現在被證實為蘇聯間諜所為，張作霖並非死於日軍之手而是死於蘇聯間諜之手。（詳見《青年參考》2003年9月4日對俄歷史學家普羅霍羅夫新著《張作霖元帥之死檔案》的報道）此案單從邏輯上看也是完全合理的。中日戰爭的全面爆發，蘇聯如願以償。為了讓中國能夠拖住日本，蘇聯向中國提供了援助，但這種援助是有限度的，必須以不得罪日本為前提，必須以不把蘇聯捲入中日戰爭為前提。所以，無論國民政府如何再三懇求，蘇聯堅拒對日出兵。在有限度援助中國的同時，私下裏蘇聯日本一直勾勾搭搭，於1941年4月13日簽訂《蘇日中立條約》。該條約
1930年代的中德友好圖
第二條規定：“倘締約國之一方成為一個或數個第三國敵對行動之對象時，則締約國之他方，在衝突期間，即應始終遵守中立。”這顯然是對日本侵華的默許和縱容。蘇日《共同宣言》更聲稱：“蘇聯誓當尊重‘滿洲國’之領土完整與神聖不可侵犯性；日本誓當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國’之領土完整與神聖不可侵犯性。”以中國領土為相互饋贈的供品。蘇聯實現了確保東線安全的初衷，並從此斷絕了對中國的援助。對正處於抗戰以來最艱苦歲月的中國人民來說，這無疑是令人寒心的叛賣之舉。
美蘇如此，其他大國也不仗義。國際社會保持著可恥的沉默。中國不得不在恐怖的孤獨中迎戰強敵，外交上一個失敗接著一個失敗，一個危局接著一個危局，欺騙之後復有欺騙，叛賣之後還是叛賣。
日本這頭鹵莽的野牛最終如中國期望的那樣撞上了美國的腦門，迫使美國拔劍自衛，日本從此陷於國際反法西斯戰爭的泥沼，不能自拔。中國終於告別孤軍狀態，以弱克強，與盟國攜手迎來了反法西斯戰爭的輝煌勝利。
出於反蘇的需要，德國一度反對日本侵華
在抗戰前夜和抗戰的最初階段，德國在中日衝突中竭力保持中立，這一點從前是甚少披露的。德國的國家利益和意識形態的需要，註定了德國根本不可能站到中國一方，而是與同樣是極端民族主義和軍國主義的日本攜手挑戰文明世界，最終與中國為敵。但發展到這一步，有一個複雜的歷史過程。德國並非自始至終都與日本沆瀣一氣，在中日衝突的早期，德國還保持著相對清醒的頭腦。德國傳統的政治精英認識到，中國的戰略地位和國際影響儘管還不是很強大，但不容忽視。德國需要同中國保持密切聯繫，這樣既可以獲得從別的渠道所無法獲得的戰略物資，又可以向中國擴大商品輸出，帶動德國經濟的快速增長；更重要的是，可以避免政治上為叢驅雀，把中國逼上絕路而迫使中國與蘇聯結盟。
正是基於這樣的判斷，德國傳統的政治精英和他們主持下的德國外交部、國防部、經濟部，對日本侵華政策是持異議的甚至是明確反對的。1937年7月28日，德外交部在給其駐日大使狄克遜的訓令中明確指出：“日本欲以中國為基地，對抗共產主義以履行防共協定，此舉令人無法理解。須知，在第三國領土上對抗共產主義，並非防共協定之目標。我們認為，日本的做法實已違反防共協定，因為日本阻礙中國之團結統一，導致了共產主義在中國之成長與蔓延，而其最後結果將驅使中國投入蘇聯懷抱。日本因此不能期望獲得德國的支持。”德國還幾次向中方聲明，1936年德日簽署的防共協定，並沒有要求德國擔負在中日戰爭中援助日本的義務。
一方面，德國對日本侵華不以為然，另一方面，德國傳統的政治精英堅決抵制建立親日遠東政策的強大呼聲，苦心孤詣地維持中德邦交。以至於德國親日派外交官狄克遜不能不悲哀地承認：“德國對東亞的同情，最重要的一個特徵是對中日兩國厚此薄彼。”“就連在外交部，親華派的人數也壓倒了親日派，而且隨著希特勒和納粹黨與日本關係的不斷推進，前者的人數越是增加。”
敵乎，友乎？德國對中日戰爭的微妙態度使日本感到惱火
抗戰前夜和抗戰的最初階段，德國“親華派”的努力取得了明顯成效。由於“親華派”的努力，1933年，德國的考茨少校和威伯爾中尉，可以在後方坐鎮指揮張學良部與日本關東軍作戰。而到1935年，德國在華軍事顧問隊伍已經達到70人之多。德國顧問團幾年內為中國訓練了30萬中央軍，成為抗戰的重要力量；1937年“淞滬戰役”中國軍隊大敗日軍，使其速戰速決、強迫國民政府訂立城下之盟的如意算盤化為泡影。而在此次戰役中痛擊日軍的主力部隊，就是德國顧問訓練的中國精銳部隊。由於“親華派”的努力，1936年，德國幫助中國制定了“中國工業發展三年計劃”，準備在華南和華中建立新的經濟中心，打下工業基礎，為抵禦日寇入侵做好充分準備。為了籌措建設資金，中德秘密簽署信用借款合同，德國政府給予中方貨物信用借款1萬萬馬克。中方將在隨後5年中每年購買2000萬馬克金額的德國軍火和機器，在10年內用各種農礦產品歸還，每年為1000萬馬克。中國的軍火供應也基本仰賴德國，1936年中國從德國訂購軍火佔中國進口軍火總額的80％以上。即便在抗戰最初幾個月，中國對日作戰的軍火仍有80％來自德國，以至於日本有人將這場戰爭稱為德國戰爭。德國的做法當然令日本惱火。日本最終以退出反共產國際協定相要挾，說服希特勒下達了停止對華軍火供應、撤回在華德國顧問等命令，但這些命令仍一度遭到“親華派”佔上風的德國軍方和外交部的強烈抵制。迫於軍方和外交部的壓力，戈林給國防部國防經濟處處長托馬斯上校發出指令：“仍以目前的方式繼續與中國的貿易。”對於日方的抗議，德國外交部政治司司長魏茨澤克毫不客氣地反唇相譏：“不僅日本無權控制或質問德國武器輸華，就連德國政府亦無權阻止私人對華軍售。”外長牛賴特也表示：“德國武器輸往中國，保持適當之限量。中德經濟之發展，是基於純粹商業基礎，並非經由德日談判所能解決。”1937年德國以易貨供應方式輸入中國的作戰物資，價值高達8000多萬馬克，比1936年激增3倍多。1938年7月，美國國務院統計七七事變以來各國輸入中國軍火的數量，德國仍壓倒蘇聯居第一位，德國當時對中日戰爭的微妙態度由此可見一斑。
德國傳統政治精英不僅準確地預見了日本侵華必然導致的遠東政治色彩的變化，而且他們一直認為日本高估了自己的實力，中國未必會在中日戰爭中失敗。如果德國外交始終由這批政治精英主導，既能把日本綁在反蘇的戰車上，又可維持中德邦交，繼續從中國撈好處。這對德國的國家利益無疑是最不壞的選擇。換句話說，德日同盟實際上存在著一個領導權的問題：是德國主導德日同盟，還是日本主導德日同盟？德國的傳統政治精英堅持前一個選擇，然而他們的選擇並沒有能夠成為德國政府的最終選擇。
希特勒和他手下的一批納粹黨棍並不具備起碼的專業能力和務實精神，也不管德國的國家利益何在，只基於意識形態的狂熱來決定德國外交的方向。1936年以前，希特勒在德國還沒有完全樹立起絕對的個人權威，因此不能不對德國傳統政治精英多所包容，他們因此還能在外交方面發揮重要影響。但從1936年起，希特勒在國內已經可以一手遮天，德國傳統政治精英的悲劇和整個德意志民族的悲劇便正式上演了。裏賓特洛甫之流的納粹黨棍最終把持了德國外交的大權。他們一改德國傳統政治精英的理性立場，不再對日本有警惕和防範之心，而是將德日同盟的主導權拱手相讓，完全被日本牽著鼻子走。德國傳統政治精英苦心維護的中德邦交毀於一旦，德國完全投向了日本的懷抱。這種愚不可及的選擇最終被歷史證明為政治上的自殺。
抗戰外交中的中德日三角，在抗戰前夜和抗戰初期具有極端重要的意義，但矚目於此的學者並不多，許多關鍵內幕因此一直無從獲知。陳仁霞博士歷數年之功，從已經塵封的德國外交檔案中翻檢出大量第一手資料，在此基礎上寫就《中德日三角關係研究》一書，以嶄新的史料、翔實的細節豐富了抗戰大歷史，揭示了原本暗昧、實則驚心動魄的中德日三國角力大場景，使讀者獲得了很多新鮮的教益。在即便是學界仍不免人心浮躁之今日，這樣紮實的和具有開創意義的研究無疑是值得稱道的。（小標題為編者所加）《中德日三角關係研究（1936—1938）》
《南方週末》2004年5月20日
http://big5.china.com.cn/chinese/feature/569769.htm 係既話...日本仔就會話russia 係WWII既元兇喇喎..
我地出兵係為左中國人被暗殺而去改正russia既思想...:D 陳仁霞嗰本書大陸真係出咗。
俄國史家嗰段我搵唔到英語資料佐證。 下 :icon064: 下 :icon064:
當然，如果你會考高考咁答，死硬！ :icon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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