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改（不）是什麼
【明報專訊】編按﹕教改諮詢文件出籠，教育體制天翻地覆，應該何去何從，或可從書本知識裏探求答案。許寶強博士從理念入手、由理想出發，討論香港教改某些值得考慮和忘記考慮的願景，不可不讀。近日有關教改的討論，不論是贊成的，或是反對的，似乎都接受改革的「理念」和「目標」，問題只在於教改的方法，例如是否過急﹖應否將課程改革與學制的改革連在一起推行﹖是否有足夠的資源﹖等等。支持教改的理念和目標原因很簡單，因為既有的教育過程帶來的效果並不理想﹕學生在中、小學十多年內的求學興趣每年遞減﹔升上大學的則成為「無問題」青年——沒意欲也缺乏能力對各種社會現象提出問題，尋找答案﹔老師也似乎愈來愈不愛吸收新知識、不再享受教與學的過程。
教改自然包括理念和執行，但卻並不是簡單的「理念」加「執行」。本文透過介紹兩本發表於九十年代下半葉的書，為思考「教改（不）是什麼」提供一些新的文化資源。第一本是Tony Bennett的《Culture: A Reformer's Science》（SAGE Publications, 1998），第二本是Paul Morris的《The Hong Kong School Curriculum: Development, Issues and Policies》（2nd edition,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6）。將這兩本南轅北轍的書，置放在當前的教改脈絡下，也許能產生些有趣的化學作用。
具體安排反映不同理念
Bennett的書並沒有直接討論教育改革，但他有關文化政策和文化研究的角色和作用的討論，卻可以借用來分析香港的教育改革。援引法國思想家Michel Foucault的分析，Bennett的主要論點是﹕不管喜歡與否，老百姓的文化生活（包括教育）已愈來愈受到管治技術巨細無遺的規管，然而，這種無遠弗屆的管治，並非來自統一的中心，也不會引向單一的方向，而是透過紛雜的工具和手段來達至多樣的目標，這些目標也非源於統一的中心權力（例如政府），而是獨特於各種社會管理的分化場域，或是從這些場域中導引出來。因此，他認為倘不認真細緻地研究和掌握不同場域中日常瑣碎的管治技術，是沒法理解各種文化體制是如何對個體的思想行為起作用的，問題因此不是要改變人們的意識和理念，而是改造生產意識和理念的政治、經濟和制度的機制和程序，概括來說，他追求的是一種細節的政治（politics of detail）。
Bennett的分析框架適用於Foucault所謂的liberal state，這也許同樣適用於香港當下的教改脈絡。正如不少人指出，教改不僅僅是提出正確的理念和目標，如何落實也至關重要。同樣，教改也不完全等同於如何安排時序的先後、資源的投放，思考這些安排會導致什麼目標，顯然並非無關重要。依據Bennett和Foucault的看法，理念和目標的提出本身也是一個經歷時序先後、投放資源的過程或程序，而改革的具體安排、日常操作也同時負載以至散發不同的理念和目標。換句話說，沒有理念能夠脫離具體的程序而得以溝通，也沒有目標能夠不經過實質的操作而達成﹔反過來看，具體改革的操作形式、技巧和安排本身就是一種理念，一種會形塑老師、學生，以至家長和教育官員的日常踐行和價值信念的過程，甚至構成改革過程中一種實質的「目標」。
具體執行時往往極不統一
倘若上述的說話過於抽象，我們或可看一看Paul Morris的書。Morris的書也不是主要談香港的教育改革，而是希望讓學習教育的大學生和前線校長、老師更了解學校課程（curriculum）的實質是什麼，從而尋找改善之道。因此，它基本上是綜合地介紹有關課程發展和政策的問題，並將這些討論置放在香港的具體社會脈絡之中。對Morris來說，研究課程就是(1)研究其目的、內容、教學和評核方法等「基本」問題﹔(2)探討如何計劃、安排和改進課程等「技術」問題﹔(3)分析誰在決策、是否能執行、什麼因素在影響課程和未來的優次選擇等「社會和政治」問題，而他的書的各個章節也是依據這三方面的問題展開討論。
與今日的教改直接相關的，應是他有關課程是否得到切實執行的討論。在第十章題為「Is the Intended Curriculum Implemented?」的討論中，Morris嘗試解釋為什麼過去的課程改革總是不能完全切實執行。Morris以「學生為中心」的教與學改革、「目標為本」和跨課程指引三個例子，嘗試說明為什麼政府推動的課程改革往往不被執行。
Morris指出，儘管香港教育政策（包括課程）的制定十分中央化，但在具體的執行中卻往往極不統一，因為有份參與推動和接收課程的各個群體，包括政府的教育部門、學校、教師工會、家長、大學、教科書出版商等均有不同，有時甚至是互相矛盾的目標和運作方式（一個有趣的例子是，九十年代初推出的中六、中七通識教育科最後只變成選修科目，原因是大學在同時期急速擴展，使得原本接受將通識列為大學入學必考科目的大專院校，在擔心收生不足的情下，不敢將通識及格列為入學的必須條件，使得大部分中學也沒有意欲選擇開辦通識科目，見Morris書第125頁），甚至是這些群體內部，例如政府部門內的教統局和考評局、不同banding的學校和個別學校內部的管理者、教師、學生，也有不同的目的和做事的程序，而正是這些紛雜多元的目標和運作程序，導致課程改革原初由政府設定的統一目標無法落實。
改革對相關群體影響不一
然而，若我們回到上述Bennett和Foucault的觀點，便可以看到，Morris所討論的課程改革還是會對相關的群體/體制起實質的效果，儘管這些效果不一定與課程改革預定的統一目標相關，對不同群體/體制的影響也不一。因此，教育改革其實從一開始就不是一個目標、理念統一的、可依單一計劃安排的過程，而是各種相關的群體（stake holders）在執行時，結合多元紛雜的目標/理念和細節的運作程序，所衍生的具體效果（effect）。
循Bennett的改進式的文化研究進路，對教改的思考，除了討論其理念、執行步驟、資源分配等重要的問題以外，也可以嘗試分析改革過程的不同群體/體制的不同目標和細緻的運作程序，以及其衍生的具體效應，從而尋找改進的空間。
文﹕許寶強 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助理教授
編輯﹕伍雁秋
http://hk.news.yahoo.com/041030/12/168kp.html 太複雜了 見到morris想打佢:(害我要記咁多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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