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啟蒙的迷霧與反思
(Roundtable中華研究中心於2005年1月14日舉行咖啡沙龍，主題為「《新青年》與中國啟蒙運動」。沙龍嘉賓香港中文大學陳海文教授與一眾出席者熱烈討論，本文根據當日嘉賓和其他出席者的發言為藍本而撰寫。)自前總書記趙紫陽病逝的消息被證實後，中共將如何評價趙氏的功過，以至會否平反「六四」等問題，一下子就成為了輿論的焦點所在。霎時間，「六四」所帶來的創傷又再次被掀動起來。《信報》一月十九日的社評即以「悼斯人也，哀國事之多艱」為題，批評中共踐踏新聞自由、壓抑人民對政治改革的訴求。自陳獨秀提出擁護德先生的新思潮以來，中國人追求民主幾近百年，但一連串社會改革卻始終未能把這位難請的先生帶到中國。如果人們愛把歷史看成不停轉動、推陳出新的巨輪，那麼中國的歷史就是欠缺了推動，轉來轉去仍在原地踏步。
民主在中國到底出了甚麼問題？為了查找當代中國在政治改革上遇到的困難，許多學者都致力解構和重塑當年「五四」啟蒙運動的面貌。李澤厚在《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中指出「啟蒙」和「救亡」都是「五四運動」的核心課題，最初兩者相輔相成，「啟蒙」為「救亡」灌輸知識和方法，「救亡」的主題則反過來為「啟蒙」工作提供資源和人手；但隨著運動的演進，「救亡」的迫切性開始壓倒「啟蒙」的需要，於是個人的利益往往成為了追求社會發展的過程的犧牲品。當政府和知識分子都以「統一國家、擊退外侮」為優先考慮時，人權、民主和自由等價值，就唯有被置於次要的地位，甚至暫時被擱下了。
與此同時，啟蒙事業的發展亦受到內部因素的限制。中國的知識分子向來是政治改革及啟蒙運動的發起人，但他們實際上只佔極少數，而且遠離群眾：費正清指出清末時期男性人口能讀寫者只佔百分之三十至四十五，女性則僅為百分之十；到了二十年代，中國的小學入學人數為六百六十萬人，能入讀中學者則只有十八萬三千人。對比全國四億人口而言，這群社會菁英顯然只是鳳毛麟角。此外，黃仁宇在《中國大歷史》中估計，及至「五四運動」前夕，在城巿工廠工作的勞動人口只在一百萬至二百五十萬人之間；李歐梵則指出晚清的書報讀者約為四百萬，只佔全國人口百分之一，縱令這些工人和讀者都能接收啟蒙的思想和訊息，「五四」對全國的即時影響仍然是微不足道的。
另一個知識分子在領導政治改革、建立民主觀念時要面對的內在障礙，是封建制度殘留的社會結構和文化。費正清認為民初的中國社會是「二階層」式的，統治階級與平民大眾普遍缺乏溝通和交流。「五四運動」的學生領袖是新興的菁英階層，當中的健將諸如魯迅和胡適等，都出身自上層階級、接受過高等教育，或曾到外國留學。豐富的閱歷和敏銳的觀察力使這些學者在反思傳統、批評時弊上游刃有餘，但紙上談兵並不能實現他們改造社會的理想：全面的社會改革必須依賴一般民眾的支持和參與才能成功。面對一眾識字率奇低，以及對民主和人權等西方價值毫無認識的平民百姓，扮演改革先鋒的學生們在灌輸新觀念到下層社會時所遇到的困難實在難以估計。事實上，在一九一九年五月至六月期間，主流報章根本沒有特別關注山東主權問題和「五四運動」的進展，相關報道所佔的遍幅跟其他本地新聞相若，有時還會被刊登在不起眼的位置。這都說明了「五四運動」的啟蒙只是局部性的，而且效果並不顯著。
此外，中國對西方文明的態度直接扭曲了知識分子探討西方思想的模式。清廷在外交上接連受挫，以及西方侵略者船堅炮利的現實，令東西方的文化交流甫開始就附屬在「富國強兵」的目標上。在「救亡」的主題下，中國文化被本質化，並與落後的科技和腐敗的政制劃上等號；西方文化則被認定為現代文明的搖籃，是先進價值的根源。結果，「改革派」學者對中國文化的批判愈演愈烈，並對傳統產生了認同危機。部份學者，例如錢玄同等，就主張摒棄傳統，「全盤西化」。余英時在評價當代知識分子為重建中國所作的努力時，即批評他們對西學的追求及對國學的嚴厲批判，最終導致了「中國的民族認同與現代認同的割裂」，反而加深了「文化真空」的危機。薩依德「東方主義」的模型解釋了這個現象：他認為「東方」是被創造出來的，而東方和西方之間的關係其實是權力、支配和一套程度多變的複雜霸權。「東方學者」把「東方」描繪為「西方」的對立面，集非理性、怪誕和落後等負面表徵於一身。這種對「東方」不公平的想像，藉西方文化和政治的霸權推廣到各地，並影響被想像的群眾對本身文化的認知和反思。 (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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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全盤西化」的潮流，部份知識分子，諸如錢穆和康有為等，拒絕盲目西化，主張以「整理國故」的方式，重新了解傳統文化。他們抱著「人有我有」的心態，把精力投放在國學的故紙堆中，意圖發掘代表「現代化」的西方價值。這些「國粹派」的最終目的是要否定中國文化的「缺失」，再舖設以舊學為主的、中國式的改革之路。這些學者的努力固然有助重塑國民的歷史和民族意識，但整體而言，他們其實並未能擺脫「東方主義」式的夢魘：傳統文化的價值，全在它跟西學是否相似。類同者被視為「國粹」，受到學者的保護和頌揚；全然無關的則被視為「糟糠」，並成為被鞭撻的對象。
「國粹派」與主張全盤西化的激進改革者的理想相同，但方法則南轅北轍。這突顯了中國知識界在愛國主義泛濫的氛圍下，根本無法冷靜地處理外來文化所帶來的衝擊。自清末張之洞等提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主張以來，知識分子即糾纏於「體用」的論爭之中。他們積極地討論東西文明之間主從的關係，希望能在捍衛中國傳統文化及引進西學之間取得平衡。然而，由於知識界未能放下對「非我族類」的戒心，東西文化交流遂缺乏互信的基礎，並因而陷入紙上談兵的僵局。知識分子一方面學習西方文化、思想和技術，另一方面卻藉著「體用」的爭論強化西方文明「異己」的角色；他們只渴求得到先進的思想和技術，卻不欲傳統文化受到挑戰。這樣的心理為中國啟蒙的過程平添不少制約：知識界在吸納及傳播新知識前，往往先考慮其用途及對傳統的潛在威脅。於是，啟蒙思想必須先向傳統妥協、作若干程度的適應，才能得到群眾的認同。直至現在，中國的政治領導和學者依然慣於隨意再現（re-present）和改造外來價值，這間接使普羅大眾失去接觸西方文化的機會，對啟蒙工作有很大的壞影響。
「五四運動」既是國人愛國意識的展現，亦是一次在文化和思想上的革命，它對當代中國固然有極深遠的影響，但「五四」並沒有解決一些根本問題。
鄒讜在《二十世紀中國政治》中提到，傳統中國的文化、社會、政治和心理之間的關係是密不可分的。一直以來，中國都奉行君主集權式的獨裁政體，皇帝表面上以儒家為治國的理論基礎，並以之為教化、規範平民道德的綱領。經過數千年來的演進，中國的「文化 – 社會 – 政治 – 心理結構」已形成為「高度一致化的整體」。因此，任何改革只要一牽涉其中一個系統的轉變，其他方面即會受到影響，而這種「牽一髮動全身」的局面，使中國在接受外來文化、或實現社會改革時遇上不少阻力。時至今日，當年妨礙著啟蒙運動的因素仍然纏繞著中國的民主發展。中央政府在政治改革上表現保守，並依賴高壓手段監控人民論政；國民平均教育水平持續低下，加上公眾普遍認同以「發展經濟、穩定社會」為首要目標的國策，使知識分子在肩負向社會傳達民主和自由等價值時，依然要面對「對牛彈琴」的難題。
來自西方文明的壓力亦沒有因為中國國力的躍升而得到舒緩，中國一直視西方先進國家為奮鬥的目標，縱使現在人民生活素質得到顯著的改善，但在個人自由、公民權利的發展上，卻始終跟外國有一段距離；加上以美國為首的文化霸權，藉改革開放的契機打入國內巿場，面對代表著普遍真理的西方價值，傳統文化無可避免的再次受到衝擊。為紀念改革開放十周年，在一九八八年，蘇曉康及王魯湘等製作了一套名為「河殤」的紀錄片，重現「五四運動」的意識形態：他們藉著中西文化的對比，嚴厲批評傳統保守、僵化的思想，並提倡西方開放、活潑的價值。至此，歷史的巨輪又再次原地踏步。
我們都渴求民主，也明白民主化是不可抗拒、也不能抗拒的浪潮。但如何準備和迎接姍姍來遲的「德先生」，卻是令人大費周章的問題。一直以來，中國的啟蒙都被內部的社會的問題及外在的壓力所扭曲，以致知識分子都未能好好地思考中國未來的路向：民主變成高不可攀的理想，追求的過程過份浪漫，卻欠缺針對國情的特色和需要的討論。孔誥烽一月二十四日在《明報》發表評論，以俄羅斯的例子說明民主並不能解決所有社會矛盾，從而揭示了中國實現民主上的隱憂。今天我們正需要更多類似的研究，「多談些問題，少談些主義」，除了在渴求民主以外，還要探討「為甚麼非要有民主不可？」和「民主對中國社會有甚麼益處？」等問題，務實地為中國的政治和文化發展設計藍圖。
「河殤」的結語謂：「中國的許多事情，似乎都必須從『五四』重新開始」，但「五四」的啟蒙是被扭曲的、是不完全的。如何以「五四」的批判精神，擺脫自「五四」以來中國啟蒙的模式，重建適合中國的改革方向，將會是現代知識分子的艱巨挑戰。（二之二）
趙文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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