圓一個民間通識夢
【明報專訊】離開禧文學舍,我一遍又一遍地想起在中大四年,每逢雙周會必唱的新亞院歌﹕「手空空,無一物﹔路遙遙,無止境﹔亂離中,流浪裏,餓我體膚勞我精。艱險我奮進,困乏我多情,千斤擔子兩肩挑——」唱到這裏,唱不下去,因為接下來的歌詞,跟鄧文正的處境太不搭配。「趁青春,結隊向前行」——不是存心說他青春不再,我關心的是,他一個人在途上,懷在民間推動通才教育的理想,比任何一個「孤獨的推銷員」都要孤獨,人到了這些關口,難道不會問一句﹕為何奮進﹖為何多情﹖
「是很孤單的,但……」他說起最近一兩樁讓他稍感寬慰的事。
「我有一個成人班,同一組人逢周六下午來跟我上英文課,已經維持了好一段時間,每次見面都是讀些短文章。近兩個月,大家都想來點轉變,決定大伙兒好好讀完一本書,就先選一本易入門的,現在我們每周末在讀Freud的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進度很不錯。這小組組合好奇怪的,什麼人都有,上完課大家喝茶談天,有些人把朋友都拉來,談天說地,氣氛很好的。」
他高興,因為這小組有「進步」,雖然所說的「進步」,不過是由讀短文變成讀一本書,在禧文學舍,不會有人跟你呢喃合格率多少、計較增值率多少。
「另一組呢,各人原本也不認識的,2003年我辦了一個『人文人生』講座系列,有幾個聽眾後來自己組合起來成了一個哲學組,每星期來上一次課,至今兩年,已經讀了好幾本哲學書,當中包括柏拉圖、穆勒和亞里士多德。前不久我們為了慶祝又讀完一本書,一起吃了一頓晚飯,席間談起我以前做過一點有關《周易》的筆記,幾位組員便說,我們不如開始讀中文,把哲學組改為國學組。就這樣,大家每周見面轉讀中文,由淺入深,分經史子集來讀。」(另見《經典常談》)
他很有點沾沾自喜﹕「我肯定全香港不會有這樣的一個學習小組。香港人不認為自己要學中文,你有沒有聽過中文補習班﹖很多人中五以後便再沒學中文,底子其實很弱。國學組運作了三個月,學員都覺得很有趣,很多文章以前明明讀過,考完試通通給忘了,讀書為了考試,我們真的要改變。」
見他自得其樂,不忍心拋出一大堆煞風景的問題,例如﹕「一年到頭才兩三組值得你高興,算不算少﹖」更實際的是,在矜貴的銅鑼灣地段開業,租金連同燈油火蠟所費不少,以此「勞工密集」的營運方式,怎樣維持下去﹖再說,香港人急功近利和講求效率聞名於世,上至政府下至庶民,最常得到的形容詞叫「反智」,在這樣一個社會講「通識」,應該用上什麼樣的行銷手段才不會關門大吉﹖
幸好這系列不叫「一盤生意」,我們大可不吃一回人間煙火,變換一下焦點,想一想,一個既講哲學,亦談國學,會教英文,亦可教中文的人,他這一身本事是怎樣練成的﹖
制度
問﹕你念中學時都有這麼好學嗎﹖
答﹕談不上,中學念培正,在那裏遇上許多很好的朋友和老師,我是非常喜愛這學校的。不過自己喜歡什麼呢,真是不甚了了,那時成績好的,師長都希望你讀理科,我也因此念理科,中六之後到美國升學,又很順理成章地念化學和物理。(香港的教育制度就是充滿了這許多的順理成章。)正是。可以說,如果我當年讀的是任何一家香港的大學,我肯定不會得到那麼多啟迪。我很幸運,本科選了在佛羅里達州的私立大學Steston University,這所大學以博雅教育為使命,要求本科生在專修以外接受其他科目的訓練,我是在那兒開始明白什麼叫「通識」。
到訪Steston University的網址,看見一個名為「發現」(Discovery)的計劃。學生申請入學時如果決定不了要修讀什麼學科,可以乾脆填「未決定」(Undecided),入學後,大學會為這些學生設計多種課程,又提供個別輔助(他們稱之為individual mentoring),總之一切以「發現」為前提,目的是要為學生打開一大片求知的天空。由是我想起香港的聯招制度,想到很多十七、八歲的中七畢業生如何一次又一次地「改寫志願」,如何左思右量地「睇食飯」,不問自己興趣何在,只求找到一個可以容身的「學位」。這個Discovery計劃,放在爭分奪秒、衡工量值的香港來看,實屬慷慨。
問﹕現在可好了,人人口裏叼念通識,你來說說,什麼是通識﹖
答﹕美國的情大抵是這樣的﹕在專業學院成為主流趨勢以前,一般大學都以文理學院(College of Art and Science)為主,大體而言,知識可以分成三大範疇,包括人文、社會和自然,所謂通識,說的是一個受過大學教育的人,離校前對這三大範疇的基礎知識均有一定程度的掌握。
問﹕中文大學不也這樣說嗎﹖我還記得,大一時去修什麼自然科學101之類的課,一班百多二百人,學過什麼已經記不起,倒是很記得學期完了考試,考的是多項選擇題,當時忍不住想,老師真夠體貼。
答﹕我對中大模式的不滿,主要在於她分配給通識的學分,實在太少了,才十多個學分,可以涉獵多少知識範疇﹖
問﹕但中大已經是「規定」學生修通識科了,港大也有類似的設計,叫Broadening Courses,也有一定的學分規定,至於敝部呢,修與不修,完全由學生自己作主。
答﹕訴諸同學內在的學習動機,也有道理,但一個剛離開中學的人,真的知道自己需要懂些什麼嗎﹖現在流行講愉快學習,什麼都講求興趣,如果學習一定要有趣,還有「苦學」這回事嗎﹖
每次跟鄧文正談到現行制度,他總是這也不滿意,那也不滿意。他1989年加入中文大學,1995年離開,問他當時算不算不歡而散,他點頭,我可以想見他當日在萬般看不慣的建制內工作,跟苦讀苦學相比,應該更苦。
十年
「本科畢業後,我轉投社會科學,在南伊利諾州大學念碩士,接觸了政治學、心理學、國際法、比較政府等等學科,學習用社會科學的方法來探討人的問題,漸漸便覺得,人的政治生活應該不是這麼研究的。我翻閱系裏老師的資料,對其中一位教授的研究特別感興趣,想找他的課來上,才知道他已經當上了副校長,不收學生了。我上門找他,即管試試看,結果他為我開了一門自修課,開列一個書單,叫我自己讀書,每兩星期見我一次,大家邊喝咖啡邊聊,一個學期之後,他叫我幫他編一本書,都是他的文稿,我便老老實實給他辦妥了。出版成書後,他說,你在這裏可以學的都學了,便把我推薦到芝加哥大學去。」
鄧文正在芝大念了足足十年,指導教授是以研究政治哲學著稱的克羅波西(Joseph Cropsey)。
「怎麼讀了十年﹖你要知道,開始時我真是什麼都不懂,一切要從頭學起,把西方的經典,一本一本讀將起來。苦,怎麼不苦﹖讀書從來不輕鬆,但每當解決了一個問題,或是想到身邊有這麼多『叻人』,還是很開心。」
聽他這麼說,我有點明白為什麼他的禧文學舍在「通識」大紅大紫的今天,仍然闖不出一個新局面。他的求學經驗,讓他習慣了凡事由根本問起,人家問他 liberal怎麼解,他就由拉丁文liberalis說起,跟他聊天,天南地北,沒有什麼題材會難倒他。然而,香港文化常常教我想起有點粗鄙的廣東俗話「要仔唔要」,學英文的人想的就是學會說和寫得體的英文,他們對「西方文化」不僅不一定有興趣,搞不好會覺得教師在遊花園呢﹗
奇遇
「說苦學,我還有一個奇遇。中學時期,有一年學校來了一個操江蘇國語口音的老人家,因為我中文作文好,他對我印象不錯。我大學畢業後,回港才知道他去了浸會大學中文系任教,這才知道他在國內原來是有名的國學學者,老先生名高耀琳,他是黃季剛的學生(按﹕黃季剛是國學大師,與章太炎並稱,有章黃學之說),老師國學底子深厚,從前是金陵大學教授,鳴放時期,他的學生怕他會出事,送他到澳門。我年輕時哪懂得這麼多﹖後來知道了,我便跟他在浸會的學生借筆記看,借了好幾個版本,自己做了一個合成本給他看。老師看了,要求我用毛筆把筆記謄在玉扣紙上。我沒多問,第一年暑假把老師研究周易心得的《周易訓詁》抄了一遍。隨後八個夏天,除了一年沒回香港,我每年都幫他做經學筆記。我很用心的,自己磨墨,碰上有不懂的地方便問,興趣愈來愈深。我很幸運,能夠有這樣的機緣。」
生意
自覺幸運的人是有福的,換了其他人,對一盤不知如何拓展的「生意」,只怕沒有感恩的閒心。
問﹕當初為什麼辦禧文﹖
答﹕希望在民間推廣「通識」呀,通過不同的研習小組,什麼都可以談,什麼都可以是學習的對象。
問﹕橫看豎看,這樣的小組不多吧﹖
答﹕(苦笑)所以要辦英語補習班才能勉強維持下去。
問﹕其實你算不算沒有生意眼﹖
答﹕但我開始時不是把它當生意啊﹗
問﹕那你當這是什麼﹖
答﹕……生意。
說來說去,為什麼我們還是回到了「一盤生意」的格局﹖因為,畢竟,我們都要吃人間煙火。當社會各界的聰明人群起爭奪「通識」的市場時,有這麼一個人,守一個學舍,等客似雲來的一天,如果有這麼一天,真的值得高興。
文﹕朱順慈
編輯﹕陳立衡
http://hk.news.yahoo.com/050730/12/1f2k5.html
《經典常談》
【明報專訊】朱自清在上世紀四十年代寫了一本小書,叫《經典常談》,收錄了十三篇研究國學不能不提的經典,期望啟迪後人深入了解中國傳統文化和知識的興趣。「國學」這一名稱,於清末民初間出現,主要是跟西學作區別。國學大師章太炎在《國學講演錄》中,提出了小學、經學、史學、諸子和文學的分類。
http://hk.news.yahoo.com/050730/12/1f2k7.html
後記﹕有心人和有情人
【明報專訊】認識鄧文正前幾年,我認識了他在中大教過的一位學生。話說長年旅居外地的她每次回港,都會提起要探望一位對教育非常熱心的有心人,言語間往往為他的生活憂慮。過了許久才發現,「有心人」原來是鄧文正。
認識鄧文正後,無意中讀了《過平常日子》。放在書架上,他到訪時看見了,問我﹕「你都知道了﹖」我點點頭,沒說什麼,心裏卻說﹕「都知道了,還見識了三位現代君子。」
而君子呢,倒真是從沒聽說過有速成課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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