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蔭聰﹕別再把小販當罪犯
葉蔭聰﹕別再把小販當罪犯 2006年4月24日【明報專訊】作者為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助理講師
朋友開玩笑說，香港政府抓小販如此不遺餘力，所費之人手巨大，設備之完善，制度之嚴謹，旅發局可以推廣為香港奇景之一﹔儘管抓小販經常意外頻生，我們長官要求掃清小販的意志從沒有減退，我還記得，以前當鍾麗幗還是市政總署(已取消)署長時，她遭受當時市政局(也殺局了)議員質詢，指平均每一名無牌小販要花2萬多元公帑「處理」，這是否太不化算﹖當時她的回應是，抓小販就跟抓賊一樣，不能用成本效益計算﹗
把小販視為罪犯，就是學術上的所謂刑罪化(criminalization)，這是香港政府一直的態度，小販無牌，小販阻街，小販不衛生，混亂無序，只要看一下政府的廣告便知，小販就是違反政府規管，違反現代文明，他們處於我們的社會及經濟秩序以外，以至那些有牌的小販也要嚴加看管，最好長遠把他們取締﹔回顧歷史，只有在突發情形下，香港政府才會把嚴打小販的姿態放鬆一點，73年的石油危機及女人街的出現，固然是著名例子，幾年前經濟不好及失業嚴重時，董建華政府也曾要求食環署放寬一點，但形勢稍為一變，又要繃臉對付小販罪行了。
國際學術界倒沒有我們的政府如此黑白分明，小販一般不會被視為罪犯，他們的活動被歸類為「非正規經濟」(informal economy)，曾是研究第三世界國家的熱門題目﹔二次世界大戰後，現代化論甚囂塵上，有人認為，只要政策得當，全世界只會跟歐美現代化起來，但不少人對這種樂觀主義並不同意，他們指，在第三世界國家裏，即使是城市，也並不如發達國家那樣規範化，當中存在許多非規管或半規管的經濟部門，例如城鄉移民買或租不起房子，只能建立寮屋區，而正規經濟部門吸納不盡膨脹中的城市人口，不少人只有從事小販等較不受規管的行業。
不是落後的象徵
近20年，非正規經濟不再跟第三世界畫上等號，不少人發現，第一世界也出現不少非正規經濟(其實一直沒有消失過﹗)，有不少小型不受規管的家庭作坊，以至紐約等大城市中的血汗工場，有人想當然地認為，這跟大量第三世界國家移民湧入有關，因為不少非正規經濟的從業員皆是新移民，好像第一世界被第三世界「污染」了。
這種「第三世界污染論」是否站得住腳，對政策的方向很重要，如果真的是外來的移民「污染」了這些大城市，把城市經濟導向非正規，那麼，更嚴格地管制移民可能是最重要的﹔回到香港，如果小販是搞亂香港經濟及社會結構及秩序的群體，那麼，逼他們進入現存的已規範化的就業市場，便變得合理，而打擊小販亦言之成理。
莎辛(Sassen Saskia)是近年一位研究全球城市的國際著名學者，她與一群學者在紐約做了長時間的統計資料蒐集及田野考察，她的《全球城市》(The Global City)一書已成為全球化的經典﹔她由90年代末開始，已嚴厲批評「第三世界污染論」，她提出的問題很直接﹕非正規經濟的就業及生意機會從何而來﹖誰要買小販的東西﹖血汗工場為誰而生產﹖
在紐約，有一種名為「吉卜賽計程車」(Gypsies cab)，就像我們非法載客的「白牌車」，收費便宜，而且願意去一些偏僻的貧民區。誰是顧客﹖不少是低收入人士，或要跟貧民地區打交道的人﹔與此同時，在平民住宅區內有不少血汗工場，其實是躲在名店背後，修改及縫製名牌禮服，而名店的顧客當然是中上收入人士，這些都是非正規經濟。
在這些國際大都會裏，不是所有人也是「身光頸靚」的專業及行政人員，同時也愈來愈多工作不穩定的低下階層，有錢的專業階層需要度身訂做(customized)而多變的生活方式，規格化的連鎖店已不能滿足他們，例如香港私房菜的出現接近這個趨勢﹔後一種群體因為收入低微及不穩，所以需要貧窮社區裏的各種廉價服務及商品，例如天水圍商場裏的連鎖店消失，卻出現路邊剪髮檔或賣便宜蔬菜攤檔。
城市愈發展，愈造成社會兩極分化。莎辛進一步指出，兩極化群體的膨脹，增加了對非正規經濟的需求﹔同時，產業上亦出現社會及空間上的兩極分化，高利潤部門集中在城中心(例如曼克頓的金融業)，低利潤部門(勞動密集的小型製衣場)集中在低收入社區，或本來不被劃分為產業或商業區的地方，而這些小公司為了生存，亦需要逃避政府的規管，例如聘用非法勞工、新移民或臨時工，在住家開廠房等。
莎辛的研究以紐約為背景，跟香港這個城市也許很不一樣，不過，她的觀點很有用﹕非正規經濟活動可能違法，但它並不在城市經濟秩序及發展之外，它也不是落後的象徵，而是當代城市變動的一部分，也不是經濟不景的產物，經濟發達與否，它也不斷膨脹﹔所謂非正規，已不是特定的群體的活動，而是整個城市經歷持續的非正規化(informalization)過程，經濟活動中很大的一部分被視為不受規管(unregulated)，其實因為我們的規管過時了。
例如，最近那位被撞至重傷的可憐小販，曾是跟車工人，後來失業，3年前在街頭擺賣﹔隨經濟發展，香港運輸業愈來愈蓬勃，但也愈來愈非正規化，短期及臨時工人愈來愈多，工作待遇也愈來愈差及沒有保障，他轉行當小販，其實是從一個非正規部門(不至於非法)轉至另一個更非正規部門而已﹔食環署去抓他罰他，即使最終逼他從事一份「正當」工作，極有可能是朝不保夕的，收入可能更低，並沒有根本上改變他作為底層勞工的處境，也沒有面對經濟非正規化的趨勢。
朋友問我，對有關小販事件有什麼良方，坦白說，我無法提出具體改革建議，因為沒有做過嚴格的田野考察﹔最近黃洪教授根據統計數字，指出香港有77萬「邊緣勞工」，比99年多了18%，顯然，所謂經濟復蘇，並無減少「邊緣勞工」數目，我懷疑，這與經濟的非正規化有關﹔政府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大小企業推行外判及節約資源，都是邁向消除政府或制度規管(de-regulation)的方向，香港的圖像究竟是如何﹖我也很想知道，這種經驗研究要比研究香港競爭力更有意思。
規管及扶助 不是剷除
莎辛向紐約市政府以至國際勞工組織提出的建議，值得大家思考，她認為，刑罪化是完全荒謬的，想要利潤好的金融業，又想消滅血汗工場等非正規經濟，簡直異常天開，政府應該做的是適度的正規化及升級(不是政府宣傳的自我增值﹗)，例如，規管及扶助非正規經濟集中的地區，不是剷除，而是劃定成新區域，提高勞工待遇及福利，改善環境質素及安全設備。其實這不是什麼新點子，過去香港也曾在小販滿佈的旺角劃出著名的女人街，增發小販牌照而非取締也是值得考慮，甚至被人趕下台的董建華也懂得，面對外判及非正規化嚴重的公屋清潔行業，作出最低工資的規管，這雖然是一小步，也是一個朝「升級」的好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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