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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2006-12-23 22:0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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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寶強﹕沒有公正公義 何來自由經濟? ── 告別Milton Friedman 重讀Adam Smith
作者為嶺南大學(相關新聞 - 網站)文化研究系副教授
經濟學家佛利民逝世,本地傳媒紀念他的文字中,除了把佛氏與自由經濟連在一起外,也有不少提及阿當史密斯,或指史密斯是佛利民的「偶像」,或指佛利民是史密斯的信徒,更有論者斷言當代的經濟學家,沒有人比佛利民更能繼承史密斯的衣谰。而據《華爾街日報》(06年7月22日)在佛氏逝世前發表的訪問,佛氏最想邀請共進晚宴的已故或在世經濟學家當中,史密斯排名第一。
然而,佛氏究竟承繼了史密斯的什麼「衣谰」?除了「無形之手」和「自由放任」等口號之外,本地論者似乎並沒有為我們提供太多的線索。
公義與公正 貫穿史密斯著作
專研史密斯思想的美國維珍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Virginia)商學院教授Patricia H. Werhane指出【註1】,作為18世紀的思想家,阿當史密斯認為:
「社會只有在憲法、秩序和公正的制度框架內才可以運作,而這種框架則具有堅強的社會道德和宗教基礎。」
Werhane進一步指出,公義/公正的論題貫穿史密斯的所有著作中。對Werhane來說,「平等對待」(equality of treatment)和公義/公正是構成史密斯理想中的自由經濟的基本條件,因為「離開公正的框架,任何一種市場都不可能運作」,而「只有當競爭在地位相等的各方面(parties)之(間)進行,市場才最有效率,最為公平」。
Werhane認為,史密斯被廣泛引用的「無形之手」(只在《國富論》中出現了一次)之說,是在公平對待所有市場參與者的前提之下才起作用,如果市場競爭不公平,或法律偏幫某些群體(例如「出現了不誠實的契約、不公平的銀行操作、操控價格的陰謀」),造成壟斷,那麼「無形之手」是無法起覑有效率和公平地分配經濟資源的作用的。
非自由放任 有選擇地干預
另一方面,正如英國劍橋(相關新聞 - 網站)大學歷史與經濟中心主任Emma Rothschild指出,儘管經常被有意或無意地誤解為自由放任的鼓吹者,但史密斯真正針對的,並非是所有的政府干預,而是會造成特權和不公平的干預;而他所指的「政府」,也不僅僅是國家行政機關,還包括教會、地方議會、行會和企業對個體的管規。因此,史密斯除了反對國家限制貨品入口,造就本土企業的壟斷以外,還反對當時英國教區會和教會執事所定下的規條(例如限制窮人自由流動)、反對地方自治團體和行會(guild)對學徒的不合理管制,以及反對東印度(相關新聞 - 網站)公司的壟斷行為等。此外,他又支持對富人的馬車採取累進稅,使「富人的懶散和虛榮,能以非常容易的方式轉化為扶貧的貢獻」【註2】。
史密斯反對的是各種壟斷和伴隨而來的權力濫用。對史密斯來說,壟斷是對自然秩序的邪惡破壞,因此他極力鼓吹要讓成千上萬的小教派、小生產者、工人能夠自由地從事各種宗教和經濟活動,這也是他理想中的自由經濟的真義。
史密斯贊成提高工資減少工時
換句話說,史密斯「質疑的是不公平的法律,並非管制本身」。對史密斯來說,普通工人是最受壓迫的一群,受行會、地區議會(相關新聞 - 網站)和移民法壓迫。因此,《國富論》第5篇表述得很清楚,「社會有責任為窮人提供能夠據以『改善他們狀』或進行競爭的手段」。
史密斯明確指出,他認可某些對工資的規管。《國富論》第5篇這樣寫道﹕
「當規管……對工人有利,就是公義和平等;但當規管有利於老闆時,那就或許並非公義和平等了。」
此外,基於公平原則,史密斯贊成高工資。除了公正,高工資還有其他好處:
「充足的勞動報酬……豐富的生活資料,使勞動者體力增進,而生活改善和晚景優裕的愉快希望,使他們益加努力。所以,高工資地方的勞動者,總是比低工資地方的勞動者活潑、勤勉和敏捷。」
「對充足的勞動報酬發出怨言,就是對最大公共繁榮的必然結果與原因發出悲嘆。」【註3,上卷頁74-75】
基於人道主義的考慮,史密斯不僅贊成高工資,還倡議低工時:
「如果僱主聽從理性及人道主義的主宰,就不應常常鼓勵勞動者勤勉,應當要他們適度地工作。我相信,在各個行業,一個能工作適度的人,能夠繼續不斷工作,不僅長期保持健康,而且在一年中做出比其他人更多的工作。」【註3,上卷頁76】
與當代的一些所謂自由經濟學家相反,史密斯對高利潤不滿,遠甚於高工資。在《國富論》第2版以後,他加了一段「現實中,高利潤遠比高工資更趨向提高工作的代價」,因為他認為高利潤比高工資更容易阻礙競爭。史密斯批評當時的英國國會「並沒有法例阻止(企業/行會)合謀降低工作的價格,但卻有很多(法例)阻止(企業)合謀提升工資」,而「所有地方的老闆有默契地以恆常和統一的合謀,把工資壓至其真實比率之下」,並指出老闆只懂投訴高工資的負面後果,而對高利潤帶來的各種惡果卻不發一言【註2, p.93】。Werhane也指出,史密斯批評商人和製造業僱主經常勾結壓低工人工資,而地主則盡量把租金抬高。
結語
不幸的是,強調公平和關注受壓迫工人的福祉的阿當史密斯,死後卻漸漸被後轉化成只講私利、不談道德、鼓吹放任自流和不干預政策的教條主義者。他對於宗教的壟斷及偏見以及企業與行會對工人的不公義壓迫的批判,對政府干預以減少貧困的接納,均受到當代號稱自由經濟信徒的有意歪曲或無意誤讀。
看見長期容忍(甚至托市支持)地產金融業的高利潤和壟斷踐行(例如地產商的內部認購、分批推出、開售時間互不重疊的售樓策略和銀行公會長期的利率協議)、推出製造特權的優才移民法、容許低收入階層工資不斷被壓低、不斷打壓以至消滅成千上萬小販,以至長期封殺公平競爭法的香港,竟然被佛利民奉為自由經濟模範,我們這個終其一生反對高利潤和各種特權壟斷、支持工人自由流動和提高工資、鼓勵成千上萬小生產者自由競爭、說出「各個人的自由……全賴有公平的司法行政」【註3,下卷頁284】的阿當史密斯,是否還願意接受邀請,出席「繼承其衣谰」的「信徒」為他設下的晚宴?
參考資料:
1. Werhane, Patricia H., Adam Smith and His Legacy for Modern Capitalism
2. Rothschild, Emma, Economic Sentiments -- Adam Smith, Condorcet, and the Enlightenment
3. Smith, Adam (1976):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Ed.R.H. Campbell and A.S. Skinner, Oxford: Clarendon Press(中譯:《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上下卷)》,郭大力、王亞南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4)
http://hk.news.yahoo.com/061217/12/1ye3e.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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