猶太人施援手 日本打敗俄國
時事評論P12信報財經新聞
林行止
2006-06-12
林行止專欄
甲、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末期，猶太拉比（教士，rabbi）馬雲．杜基雅（Marvin Tokayer）從駐日美國空軍退役，轉任東京猶太中心（Jewish Center）「主持」。出於責任和好奇，這位年輕教士與「教友」打成一片，深入了解他們的背景。經歷過納粹德國的「大屠殺」和二次大戰的洗禮，流落日本的歐洲猶太人背後大都有個令人動心的故事。在這些故事中，杜基雅梳理出二宗有「歷史意義」的事件。
其一是在一九三九至四○年間，身兼間諜的日本駐立陶宛Kovno（戰後改名Kaunas）領事館（及稍後在德國佔領的布拉格）簽證部職員杉原千畝（Chuine Sugihara, 1900-1986）同情猶太人的處境，簽發數千張入境證，讓這些蘇聯猶太人得以間道立陶宛避難日本。戰後該立陶宛中部大城闢有杉原大道（Sugihara Avenue）、日本外務省（外交部）有杉原千畝的銅匾，便為紀念這位戰後改名Senpo從商（在日本企業莫斯科分公司任職；蘇聯並不喜歡猶太人〔雖然馬克思是猶太人〕，他因此擔心戰時幫助猶太人的事被揭發而改名）的外交部低級官員戰前的「義舉」；大概是他這段「下海」的歷史不太光彩，加上有傳聞說在簽證時曾接受過猶太人的禮物，他在日本民間已沒沒無聞─杉原拯救猶太人的故事，一度寫成「報告文學」，收入日本中學英文教科書，但從八十年代起「淡出」。然而，杉原在國際間尤其是猶太人中間卻大大有名，有「日本舒特拉」（Japanese Schindler）的別號，除了他的太太寫過一本日文的《六千張簽證》外，一位美國猶太教授（印刷不清楚，不知其名字，那是全書唯一模糊不清的二個字，見《河豚計劃》頁二七六第一行）為他寫了一本完整的傳記，以色列於一九五三年在耶路撒冷建立的歷史紀念館鐫上杉原千畝和其他有恩於猶太人的非猶太人的名字；二○○四年春季，美國公共廣播服務公司（ＰＢＳ）攝製一輯九十分鐘題為《善意陰謀》（Conspiracy of Kindness）的紀錄片，紀念這位於一九八六年病故的「猶太恩人」。
杜基雅整理出來另一與戰時猶太人有關的重大事件，為日本政府戰時密謀利用歐洲猶太人開發滿洲國的「河豚計劃」，這個在日本猶太人之間傳說的計劃令他迷，為了尋求真相，他學習日文、日史和日本宗教；不過，令「河豚計劃」有突破性進展的，是住在東京的歐洲猶太人米高．柯根（M. Kogan，一九八四年因心臟病死於洛杉磯旅次）於七十年代初期在東京神田一家舊書店買到十冊蓋上紅圈的秘件（maru hi，「紅頭文件」？），為外務省機密卷宗，這份文件其後便稱「柯根文件」（Kogan Papers）。日本投降後，所有政府財產都給盟軍充公，政府文件原本全部轉移至華盛頓的國會圖書館收藏，而這些文件的複印本，不少被當廢紙賣掉，有的則流入二手書店。曾在日本治下滿洲國首府哈爾濱居住的柯根精通日文，當他翻閱這批以賤價買回的文件時，其情節曲折離奇有如小說，令他十分驚奇，遂與時任杜基雅的翻譯、戰前日本外相松岡洋佑（Yosuke Matsuoka，一九四六年以戰犯身份死於獄中）之子Hideaki Kase商量……。日本戰時這項「驚天大陰謀」終於被發現，成為一九七九年杜基雅和在日猶太職業作家史華絲（Mary Swartz）合寫《河豚計劃》（The Fugu Plan, The Untold Story of the Japanese and the Jews During World War II, Paddington Press）的原始材料。
乙、
日本人與猶太人的關係，話說從頭，須從二十世紀初葉說起。在明治維新（一八六八—一九一二年）後期，日本基本上全面「西化」—強迫教育，引進火車、電話、地方選舉，日本人飲威士忌，穿大禮服戴緞面禮帽（直至現在新組成政府內閣閣員的集體相還是這種打扮），加上一支訓練有素的陸軍及蒸汽爐發動的艦隻……。日本人自我感覺良好，民族意識強烈、民族情緒高漲，不少人特別是軍部中的「鷹派」，以為國力已足躋身「列強」，因此滋生了擴張領土掠奪天然資源的野心，而首要目標為於一九○○年已佔領滿洲（我國東北—東三省—的舊稱）並對日本北方領土有覬覦之心的俄羅斯。日本籌謀對俄羅斯發動戰爭，「理由充分」，因為既有「保土」作用，復可奪取滿洲的豐富資源（木材、煤、鐵、金、油鈾及菱鎂礦），以保障日本工業現代化能快速擴張，加上當時日本政府和社會瀰漫唯有拓展國土成為「大國」、日本在國際上的政治地位才能被確認的想法。對俄宣戰有很強的「民意基礎」，一九○四年二月，日本突襲俄羅斯西伯利亞軍港，醞釀多時的日俄戰爭終於爆發！
可是，戰爭一開始，日本人馬上意識到遇上了強勁對手，俄羅斯幅員遼闊，還有龐大的軍隊及好像用之不盡的財源，日本政府知道大事不妙，了解到這將是一場曠日持久的戰爭，資源短缺的日本難以承受，日本必須加強武備，在國際市場大購先進武器，才有望於短期內打贏這場戰爭，但欲達此標的，先決條件是有充分財力！日本遂於四月間派出日本央行副總裁高橋是清公爵（Baron Korekiyo Takahashi, 1854-1936，一九二一—二二年任首相）前往當時世上唯一的「國際金融中心」倫敦籌款；但英國投資銀行家毫無興趣，因為他們對日本打勝仗信心不大而且不願因此得罪俄羅斯。
高橋是清失望準備回國前夕，參加了一次銀行界的宴會，失落的心情令他對美酒佳肴提不起勁，一股腦兒向鄰坐的另一位賓客舒夫（Jacob Schiff, 1847-1920）大訴苦水，這位德裔猶太銀行家為當時著名投資銀行Kuhn-Leob的高級合夥人（舒夫是當年首屈一指的投資銀行家Solomon Leob的女婿），為沙皇尼古拉二世集體屠殺在敖德薩附近Kishinev市的數千猶太人而痛心疾首，因此有意貸款日本以打垮俄羅斯；第二天早上舒夫拜會高橋，即席達成協議—舒夫組成的銀團以「合理代價」借給日本五百萬英鎊，在此後數月，舒夫牽頭的國際銀團再分四次貸給日本一共一億九千六百萬美元，在當年這是天文數字，令日本有財力在歐美大購武器……。俄羅斯的波羅的海艦隊被擊潰後，日、俄雙方在美國斡旋下，於英國的樸茨茅斯港簽訂和約，日本從俄羅斯手裏獲得了我國遼東半島、南滿鐵路及割讓俄羅斯一半庫頁島的管治權。日本從此慢慢走上軍國主義之路，而舒夫不僅與高橋是清成為莫逆之交（高橋的女兒留學美國三年便在舒夫之家「寄宿」），亦成為日本人景仰的恩人，是唯一一位被明治天皇邀往皇宮晉餐的外國人，他在日本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於茲可見。舒夫是猶太人，日本人從此對猶太人留下良好印象，猶太人控制國際金融市場，在日人看來，是情理中事。舒夫和高橋「友誼永固」，這與後者後來商而優則仕在日本政府攀至高位不無關係。順便一提，舒夫的銀行在融資美國興建鐵路上賺了大錢，他後來收購美國西岸的「聯合太平洋鐵路」，又企圖控制「北方太平洋鐵路」，羅斯福總統大為不滿，是為國會於一九一四年通過「反托辣斯（反壟斷）法案」的張本。
日本「河豚計劃」與「東方以色列」．五之一 時事評論
P10信報財經新聞
林行止
2006-06-13
林行止專欄
從海外日本到東方以色列
丙、
一九一九年，日本派出七萬多士兵前往西伯利亞，協助白俄軍隊抵抗已於一九一七年成功推翻沙皇統治正在「解放」全國的蘇共（布爾什維克）紅軍，筆者對這段歷史所知不多，不過，從《河豚計劃》的描述，筆者認為導致白俄軍隊全軍盡墨的其中一項理由是白俄軍事統帥西蒙諾夫將軍（Gregorii Semonov）是個狂熱的反猶太分子，其部隊的宣傳主題不是反共而是反猶太，發給士兵的小冊子《猶太復國運動長老協議書》（The Protocols of the Elders of Zion），竟然是猶太領袖（長老）召開秘密會議商討征服世界的計劃，同時指出獲得猶太人的金錢援助，蘇共才能成功發動「十月革命」（這也許是上述沙皇屠殺猶太人引起的聯想）；小冊子的內容後來雖被學者指出「全屬虛構」，但當年的讀者尤其是大兵對之深信不疑者頗不乏人，這些「信徒」包括被派在西蒙諾夫總部當翻譯官的三十三歲俄語專家法廣仙弘大尉（Captain Norihiro Yasue；典型忠君愛國的軍人，日本戰敗後他遣送家人回國，「重建家園」，自己坐在大連家中待捕；一九五○年死於蘇聯西伯利亞勞改營）及不足三十歲、曾在地中海及威海艦艇上服役的海軍軍官犬塚惟重（Koreshige Inuzaka；一九四五年以北菲律賓艦隊司令身份被捕，在法庭中自辯並提供曾協助「非日本人」的證據，獲釋，回東京，組織「日以﹝色列﹞友誼聯盟」；當「柯根文件」公開後，他反猶的往事被揭露，遂退隱，一九六五年病故）。
一九二二年，日本的西伯利亞遠征軍無功而回，軍人帶回的除了蘇共殘暴的鬥爭手段，還有反猶思想，在陸軍情報處服役的法廣仙弘把《協議書》譯成日文，犬塚惟重則在東京海軍總部研究企圖征服世界的「猶太陰謀」（Jewish Conspiracy）。慢慢地，他們成為軍中的「猶太通」（Jewish Experts），有關猶太人的論文開始出現在軍中刊物。一方面由於猶太人曾有恩於日本，一方面則對富有卻無立錐之地的猶太人有意征服世界的陰謀深信不疑，「猶太學」遂成為日本軍中「顯學」；到了二十年代中期，日本外務省（外交部）亦對猶太人的「圖謀」發生興趣，一九二六年，外交部向軍方調借法廣仙弘，派他前往中東調查「猶太人在巴勒斯坦的活動」，法廣真的「深入社會各階層」，同時訪問「革布資」（Kibbutz，類似集體農莊；六十年代末期筆者路過以色列曾在其中一個「農莊」小住，寫過一篇文章在《明報月刊》發表；這個音義兼備、具有革掉布爾什維克〔共產主義〕及資本主義意念的譯名，出自當年該刊總編輯胡菊人兄神來之筆）。法廣認為猶太人將利用「革布資」，作為殖民手段統治被其征服的國家！不過，在「征服世界的陰謀」上，法廣「實地考察」後未見蛛絲馬，其回國後撰寫的報告，在這方面「無可奉告」，頗令外交部失望；唯該部對猶太人在世界各地活動的情報仍大有興趣，下令各地使館繼續蒐集與猶太人活動有關的消息……。
丁、
在這種對猶太人興趣日濃的環境下，日本的「猶太學」在二十及三十年代大行其道，「猶太通」或「知猶派」把當時日本的「道德淪喪」（從傳統的容忍、互重及「犧牲小我」變為追求效率、生產力及物質主義）歸咎於「猶太陰謀」；美國國會於一九二四年通過主要針對日本移民的《排斥法案》（The Exclusion Act of 1924），亦被視為猶太人在幕後策劃；另一方面，國內的高出生率令本土完全缺乏天然資源的日本面對生活水準可能下降的前景。一句話，在二十和三十年代之交，日本可說內外交困，而這種困境之形成，「猶太陰謀」的陰影揮之不去。 如何才能突破這種困局，思想保守的「滿洲派」（Manchurian Faction）極力主張於滿洲建立「海外日本」，在一九二九年華爾街大崩潰引發世界經濟蕭條的背景下，全力開發富饒滿洲的構想漸漸成為日本皇室、政府和軍事集團的共識—滿洲不但有日本需要的天然資源，還可吸納國內「過剩」的勞動力。非常明顯，一九○五年的樸茨茅斯和約已令日本控制滿洲，駐紮滿洲的關東軍司令板垣征四郎及石原莞爾是「滿洲派」的骨幹，在他們的游說下，東京政府亦認為「此計可行」，默許成立「滿洲國」，日本人開始大規模移民滿洲；可是，當年日本人缺乏資金和科技，無法有效地開採當地的礦物，雖然日本政府四出招引外商尤其是美商「共同開發」，但商界反應冷淡，這固然是世界性經濟蕭條通貨嚴重收縮資金難覓成本昂貴的必然後果，亦是西方列強向來視中國為「禁臠」，如今日本捷足先登，霸佔東三省，他們自是不願「玉成」日本的野心。結果以關東軍為首的「滿洲派」開發滿洲的計劃在原地踏步……。
「滿洲派」對猶太人戒心甚重，使在關東軍中服役的「猶太通」法廣仙弘和犬塚惟重壯志難酬。令關東軍與「猶太通」結合的過程可說出人意表。為了積極開發滿洲礦業，控制日本政府在滿洲的工礦業務的南滿鐵路總裁松岡洋佑（後成為外相），於一九三二年邀請曾在美國學習冶礦的日本工業巨子、日產重工前身的鋼鐵公司總裁川義介（Gisuke Ayukawa，戰後被捕，未定罪獲釋，成為影響力很大的國會議員，一九六七年病逝）到滿洲考察，希望他能提出可行辦法以開發這片六十多萬方里的「處女地」；川義介於老朋友高橋是清的鼓勵下成行。在滿洲，川與松岡洋佑、時在關東軍參謀部供職的法廣仙弘和犬塚惟重長談，他們的談話許多時提及猶太人，這亦是川義介熟悉和有興趣的題目，因為他在美國時結識了不少猶太人，而他的老朋友高橋是清更是日本有名的「知猶派」。他們廣泛的討論，結果得出個非常激進的意念，邀請猶太人移民滿洲並出資建設滿洲。這個計劃，其後被命名為「河豚計劃」，得此名的原因是成則「名利雙收」，敗則可能反受其害，便如宰割烹調得法，河豚是天下美味，但不得其法可能致命一樣！
日本「河豚計劃」與「東方以色列」．五之二 日本與猶太之間不為人知的過去
應橙力之邀刊出:) 時事評論
P12信報財經新聞 林行止
2006-06-14
林行止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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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豚落網五相會議有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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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
在滿洲國關東軍「猶太通」和「知猶派」的構思中，最佳的猶太移民來自歐陸，他們大都具創意有技術善經營，如果滿洲成為高素質猶太人的集中地，並使他們在那裏生根，找到發展事業的機會，那，英國和美國的猶太人不僅會聞風而至，雄於資財的猶太財團必有興趣投資，如此滿洲國便會繁榮興盛；更有甚的是，由於利益攸關，猶太政客肯定在幕後操作、游說，令美國和英國政府對日本侵華暴行眼開眼閉，少加干預，以利猶太人在滿洲國的經濟利益。當時的國際大環境對猶太人極度不利，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希特拉成為德國首相，四月一日，納粹黨開始杯葛猶太人的商業活動，十月，德國政府明令禁止猶太人當公務員、專業人士，以至不准他們在社會、文化和教育機構任職……。德國猶太人已成為被遺棄的一群。看準這種形勢，川義介放出第一個吸引猶太人開發滿洲的汽球，他在外務省的機關刊物發表題為〈一項招納五萬名德國猶太人赴滿洲國的計劃〉，引起空前熱烈的積極回應，日本報刊廣泛報道，猶太刊物全文轉載！
「滿洲派」因此十分雀躍，因為他們的紙上談兵已有貫徹落實的可能。此計劃的暗號「河豚計劃」，便是「猶太通」犬塚惟重提出來的。 日本官民以及猶太人對「河豚計劃」反應俱佳，滿洲國當局遂放出猶太人移居該「國」可享有絕對宗教及包括經商和人身自由多項權利的新聞。事實上，滿洲國天氣惡劣，每年有七個月隆冬，零下三、四十度是常態，而夏天大熱時連烏蠅都可能被「焗」死。非常明顯，滿洲並非什地上天堂，但她對逃避迫害追求自由的猶太人確是「次佳選擇」；早在二十年代中期，雖然湧入了不少反猶太的白俄，但滿洲大城哈爾濱、齊齊哈爾（前嫩江省省會）、滿洲里、大連、瀋陽（奉天）和海拉爾（前安興省省會）等仍有數約三萬的蘇聯猶太人，哈爾濱有猶太學校、醫院、銀行、老人之家、墓地及「全滿洲最宏偉的猶太教堂」，猶太人同時經營「最高級」的酒店和電影院……。猶太人在經濟及社會領域非常成功，因此成為歹徒（日本浪人）綁票勒索的對象，而日本統治者不僅袖手旁觀，許多時且成為幫兇。在一宗最出名例子中（法籍猶太人富商之子、鋼琴家被綁架後虐殺），滿洲猶太人終於忍無可忍，聯合上海同胞向東京投訴，但東京置若罔聞，甚至把判綁匪有罪的二名中國法官於定案後翌日被日本軍事當局以「叛國罪」起訴，而被判十年徒刑的綁匪卻於一周後被「大赦」放走。
在這種「虐猶」之風甚盛的大環境下，「河豚計劃」出籠時，正巧碰上成百上千惶惶不可終日的猶太人紛紛離開滿洲的逃亡潮，他們的目的地是上海的租界，有的甚至不惜重返布爾什維克治下的蘇聯……。至三十年代中期，哈爾濱的猶太住宅十室七空─近七成猶太人已離開該市。
顯而易見，「河豚計劃」的成敗，先決條件是要看能否成功遏阻這股逆向的移民潮，唯有令猶太人感到在哈爾濱有「賓至如歸」的安全感，此計劃才能啟動。滿洲政府指派法廣仙弘負責此事。
法廣謹慎地展開工作，首先他和滿洲國猶太人領袖、在哈爾濱行醫的柯夫民（Abraham Kaufman；紅軍攻入時被蘇方以「通敵罪」送往西伯利亞勞改營，一九五六年獲釋，六一年移民以色列，六九年病故）醫生搭上關係，時駐大連的法廣經常不辭勞苦，乘火車赴哈爾濱和柯夫民碰頭閒聊猶太人問題，而除非柯夫民提出要求，法廣絕不主動幫忙解決困難。這種策略體現出猶太人需要日本人幫忙遠比日本人需要猶太人留下迫切，這即是說，「河豚計劃」的目的絕不能讓猶太人知道，以免過分精明、貪婪的猶太人以奇貨可居而提出太多苛刻的條件。這種策略很快證實有效。猶太人於不知不覺間「上」，希望滿洲政府訂立有利政策，讓他們在該「國」安居樂業。
一九三七年，在法廣的鼓勵下，猶太人向滿洲政府申請並馬上獲准成立「遠東猶太協會」（Far East Jewish Council），柯夫民出任創會主席，是年十二月，第一屆大會在哈爾濱召開，出席的代表來自上海和神戶，與會人數多達七百餘人；日本「猶太通」及「知猶派」多名骨幹在會上發言，傳遞了滿洲國當局「痛改前非」，保證「虐猶」的事不會再現，同時強調日本不歧視外國人、尊重所有宗教，歡迎猶太人來滿洲國定居、經商及從事各項專業的訊息。猶太人大感滿意，這從會後柯夫民向「世界猶太大會」（World Jewish Congress）發出一份語氣積極樂觀的報告可見。
己、
滿洲派見時機趨於成熟，上報東京；日本政府遂於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五日在東京召開一次所謂「五相（大臣、部長）會議」（Five Ministers' Conference），這是個秘密會議，此後五、六年，日本官方文件從未提及此事。「五相」是總理大臣近文、外相有田八郎、陸軍部長（陸相）垣征四郎、海軍部長（海相）米內光正和財政部長（藏相）池田成杉─加上未與會的天皇，他們構成日本最高決策層。
定期審閱外交部有關情報的「五相」，對世界猶太人的動態瞭如指掌，對川義介多方努力仍無法引起英、美商人對建設滿洲的興趣一事，知之甚詳；可是，當川放棄向猶太人招商後不久，基於納粹德國有「清洗」猶太人的意圖，美國猶太商人決定轉而購買日本貨作為代替品，但日本和德國關係日趨密切，漠視這種商業利益，一九三八年十一月日本半官方組織及商社開始步德國後塵，解僱猶太人，一名在日本學府任教的世界知名猶太音樂教授回奧地利放假後回東京時被拒入境……。猶太人很快便和日本商界疏遠。
在這種背景下，「五相會議」經過冗長的辯論，才達成看在經濟份上接受致力吸引猶太人和猶太資金開發滿洲國的共識，其中一項理由是「日本人不比中國人差，中國人數百年前已讓猶太人定居．但猶太人對中國有什影響？」換句話說，日本人相信移居滿洲的猶太人只會被日本同化而不會使滿洲國猶太化。
雖然「五相會議」並未正式提及「河豚計劃」，當法廣仙弘和犬塚重惟獲悉結果時，他們知道河豚落網了，但如何把牠烹調為一道無毒的美味，還有漫長的路要走，這即是說，一場艱苦的工作要啟動了！
日本「河豚計劃」與「東方以色列」．五之三 正
我原本都唸住剪低呢幾篇野:icon124: 時事評論
P11信報財經新聞 林行山
2006-06-15
林行山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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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豚計劃」先從上海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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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法廣仙弘和犬塚重惟推展「河豚計劃」的第一個目的地是上海。上海雖然沒有「猶太租界」，但在一段長時期，上海對外國人包括中東及歐洲猶太人一視同仁，不必簽證、沒有工作證的外國人都容許在此安居落戶。十九世紀四十年代第一批抵達上海的猶太人，其中比較有名的是原籍伊拉克、在印度經商致富的沙宣（Sassoon），其他源自中東而為香港人熟悉的還有哈同（Hardoons）、嘉道理和阿伯拉罕（Abrahams, 《河豚計劃》提及這幾名上海猶太名人均有姓無名，據上海友人說，阿伯拉罕若姓Cohen〔柯亨〕，則於五七年移居並於七二年病故香港）等＊。他們的共通特點是早已歸化英國。
中東猶太人通稱西班牙系猶太人（Sephardic），此字源自《舊約》提及一處地名即今之西班牙，現在港人熟知的上海猶太富豪是哈同（以花園留名）和移民香港並在此發揚光大的嘉道理，便是此中翹楚；不過當年最出名的上海中東猶太人是有「東方J.P.摩根」別稱的沙宣爵士（Sir Victor）。到了十九至二十世紀之交，主要為俄國難民的歐洲德系猶太人（Ashkenazic，此字亦源自《舊約》）湧入上海，其後又加入了受納粹迫害的德國和奧地利以至在日本「虐猶」政策下從滿洲國避難而來的猶太人，上海一度是不同來源的猶太人樂園。猶太人精於計算、善於經營，當日本於一九三七年佔領上海時，猶太人在上海經濟已擔當重要角色，並控制上海金融命脈多時（擔任上海證券交易所主席，九十九個股票經紀中約三分之一為猶太人）。聚居數萬猶太人和擁有稱雄一方的財富，這種背景是令「河豚計劃」要從上海做起的原因。
「河豚計劃」會議從一九三九年四月開始便在上海召開，參與者除「始作俑者」法廣和犬塚，還有日本駐上海領事石黑四郎（Ishiguro Shiro），而決定性會議十二月五日於停泊在黃浦江外灘的戰艦「出雲號」（Izumo）舉行，會議詳細討論了他們較早前合作撰寫以落實「河豚計劃」的《吸引猶太資金的調查及分析》（The Study and Analysis of Introducing Jewish Capital），決定在上海打造「東方以色列」，換句話說，這二名「猶太通」和一位認為此計劃可行的外交官，正在為日本天皇烹調一頓河豚盛宴！
「東方以色列」最先的選址在上海近郊，計劃籌建容納百萬猶太難民的新城，除了軍事和外交，「內政」由猶太人自行產生的地方政府管理；唯此議為軍部強烈反對，因為擔心在猶太人中間選出的自治組織很易失控，日本軍方堅持猶太新城應由日本政府「監督指導」，軍部同時以為「東方以色列」建於滿洲國更合適。軍部的反建議迅即為東京接納。
辛、 在日本人的計算中，建立一個容納三萬猶太難民城鎮，要投下一億美元（當時約合二億日圓），而融資方法是由有關當局拿出大約六百萬美元，餘數由美國政府貸款，從美國購進所需物資（類似二戰後為刺激出口而設的出口信貸）。日本人深深了解，在希特拉明目張膽要趕絕、消滅猶太人的政策下，德國以至歐洲猶太人走投無路，對華盛頓有重大影響力的猶太領袖必然會說服美國政府答允作出信用貸款（購買美國物資在「東方以色列」進行硬件建設），因為這確是當年歐洲猶太人的最佳出路，只要完成此一步驟，便可以吸引見錢開眼的猶太財主來滿洲投資。與此同時，日本政府通令駐歐使館發出簽證給猶太人，讓他們從西伯利亞海參崴抵達神戶再轉滿洲國和他願意去的地方。對日本政府來說，這是萬事已備，稍欠東風，因為大部分逃離歐洲的猶太人都一窮二白。
「河豚計劃」很快取得成效，因為猶太人無國可歸不得不和主動向他們示好的當權者合作。精通英、俄、法語並與猶太人建立了良好私人關係的犬塚，在上海發起組成了太平洋貿易公司（Pacific Trading Company），註冊資本七十萬美元，由日本、中國和猶太人（西班牙系和德系）共同持股，此事象徵了日本人可以和猶太人合作，意義非同小可。該公司的成立是當年上海的盛事，身家九百萬鎊（當年是天文數字）、素以精明在投資上膽大心細「無寶不落」的沙宣爵士，不久後終於接受邀請赴犬塚重惟之宴，被視為猶太人和日本人已進入大規模合作求財階段的先兆。
滿洲國親善猶太人的活動亦進行得如火如荼，「高潮」為南滿鐵路局聘請了一位也是唯一一位精通希伯萊語（著有日文的希伯萊文法教科書）的日本傳教士Setsuno Kotsuji出任其公關部要職，此舉不僅令日、猶溝通較易，猶太人亦體會了日本當局已洗心革面放棄排猶虐猶政策而要和猶太人手合作共創未來的決心。南滿總裁松岡洋佑還說服東京政府邀請哈爾濱的猶太領袖柯夫民醫生赴日本官式訪問，他在東京受到熱情招待，拜會了政府各部會，具體地交流意見；臨別天皇特別頒授日本平民最高榮譽的帝國勳章。日本和在中國猶太人的關係重前密切；「河豚」已經落網！
日、猶親善的消息令一位猶太商人薛克明（Lew Zikman）提出在滿洲國近郊（原文）建立一個皮革工業區的計劃，具體內容是批准二百多名歐洲猶太皮革匠移民（及家眷一共六、七百人），「創業資本」二十萬美元則有待「美國猶太人大會」的籌措。日本人當然樂見此事，卻未至「大喜過望」，因為投資及移民規模太小。犬塚等人知道「河豚計劃」要做得有聲有色，必須獲得美國「猶太人大會」的認同，他們決定請「美國通」田村光三（Mitsuzo Tamura）赴美推售表面名之為「東方以色列」的「河豚計劃」。
一句話，「河豚計劃」能否成功，美國猶太人的態度起決定性作用。田村光三留學美國並在美國工作多年，回國在橫濱創辦鋼廠，經常赴美收購材料；他認為此計劃可行，因此答應松岡洋佑之請，赴美活動。
日本「河豚計劃」與「東方以色列」．五之四 正野:icon124:精華:icon107: 時事評論
P12信報財經新聞 林行止
2006-06-16
林行止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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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襲美國 一切煙消雲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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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 田村美國行有二大任務。其一是說服猶太領袖為建設滿洲國的「東方以色列」背書，進而游說美國政府支持；其一是此項拯救在歐洲尤其是納粹勢力範圍下備受迫害猶太人的計劃，具有「人道主義精神」內涵，若能獲得輿論同情特別是猶太人有特殊地位的荷里活廣為宣傳，便能彰顯日本是個富同情心、泱泱大度的國家！
田村光三和三名有地位的紐約猶太商人多次詳談，他們對在滿洲國建立「東方以色列」興趣甚濃，然而，他們只是商人，不能代表美國猶太人發言，當然無法左右美國政策，因此把田村介紹給美國猶太人領袖、世界猶太人大會主席拉比（教士）懷思（Rabbi Stephen S. Wise, 1874-1949）。懷思在猶太人中有崇高地位，和威爾遜總統及其繼任者羅斯福總統關係密切，傳說羅斯福本姓Rosenpeld，是猶太人，此說當然為白宮否認，但懷思和羅斯福是「肝膽相照」、「形影不離」（he goes anywhere the president goes）的好友，則是人所共知的事實；如果懷思頷首，此計不難順利進行。可是，田村和日本「猶太通」及「知猶派」不理解的是，懷思富正義感，強烈反對日本侵略滿洲，認為此舉是「罪惡行為」，他在宣道時不止一次號召美國政府「要採取一切行動，必要時不惜包括戰爭，以阻遏日本侵略中國」，懷思可說是「中國之友」，基於他和羅斯福總統的密切關係，料他經常向總統表明其對日本政府的看法。
不難預期，懷思雖然禮貌地接見比他矮了足足一尺的田村，但會見注定沒有結果。田村沒有開門見山談「東方以色列」計劃，只是「大拉關係」，比如指出猶太人參與日本第一部憲法的草擬、猶太人在東京創辦第一份英文報章……；最後才指陳日本和猶太人建立某種形式的合作，也許是在歐洲到處受迫害的猶太人的唯一出路，換句話說，日、猶的合作有「互補性」的好處，在滿洲國建立猶太新家園，應是不錯的主意—當然，田村不忘說日本政府會作出正式承諾，以保障滿洲猶太人的政治和經濟利益。
熟知日本「當代史」的懷思當然不為所動，他輕描淡寫地細數日本軍人的暴行，包括直率指出「日本皇軍一九三七年於守軍投降後不久，在南京屠殺三十多萬市民」，他因此相信「中國人肯定不會贊成猶太人去日本軍人治下的地方過活！」懷思不愧為美國猶太領袖，他坦白指出，美國當時在「道德禁運」的標籤下禁止對日本輸出石油、重型機械及廢鐵這些可能成為「戰爭工具」的物資（這是導致日本對美宣戰的一項理由）。在這種形勢下，「美國猶太人去日本軍國主義政府治下的滿洲國投資，還是愛國主義行為嗎？」
懷思是「狂熱愛國分子」（super-partriot），他之所以對美國忠心不二，根本原因是全世界只有美國能夠保障猶太人的權益！別說他不滿日本軍國政府的行為，僅僅為了不乖離美國對日本的禁運政策，他便不會支持在滿洲國建立「東方以色列」。
田村語塞，無言以對，當他和語調嚴肅、態度客氣、溫文有禮的懷思握別時，他知道「河豚計劃」已胎死腹中！
癸、
在上海和滿洲的「猶太通」及「知猶派」當然並未死心，他們一方面敦促在美國的田光再努力，一方面仍四出活動，希望東京政府能給予助力。可惜日本政府傾向納粹的國策已慢慢形成且漸漸表面化，對猶太人當然不能「施以援手」……。應該一提的是，懷思稍後動了心，知道滿洲的「東方以色列」確是到處受迫害的猶太人的一個出路，對日本的敵意明顯下降，但由於田光不是日本政府的官式使者，駐美大使館甚且對懷思說不知其人，這是出於日本政府親德國反猶太的官方立場，卻因此令懷思起疑，認為日本政府和滿洲派在這件事上有矛盾，「事難圓」，對此事遂不願再提。
一九四○年七月，同情並協助推動「河豚計劃」的南滿鐵路總裁松岡洋佑升任外相，上任不數日，日本便與德、意締約，九月結成軸心國聯盟，那意味「河豚計劃」已不可能提上議事日程！不過，由於「德意日三國協約」沒有規定日本必須「清洗」其境內的猶太人，「猶太通」及「知猶派」仍存一絲希望；當四○年八月日本外務省知道駐歐使館八年（包括立陶宛、柏林、布拉格、Konigsberg和布加勒斯特，在此任內為俄軍俘虜，全家三口被囚二年後獲遣返日本）的杉原千畝不理會政府指令私自簽發數千份進入日本的簽證給俄國和歐陸猶太人時，並沒有宣布這些簽證無效，顯示了松岡洋佑對「河豚計劃」餘情未了。可是，時不我予，國際局勢急轉直下，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日本偷襲珍珠港，「河豚計劃」亦成齏粉！
無論如何，出於同情心的杉原千畝和純粹為了日本利益的「河豚計劃」，令以千計歐洲猶太人及時逃出虎口，對猶太人來說，這確屬異數。不過，從日本人對投資銀行家舒夫奉若上賓，到滿洲日本軍事當局對浪人「虐猶」置若罔聞，到「痛改前非」拉攏優待猶太人在滿洲建立「東方以色列」，這種天翻地覆之變，不過在短短約四十年之間。日本政府隨國家需要「遷就現實」之變，真的教人大開眼界。
＊這幾位伊拉克猶太人都與香港有關。大衛．沙宣一八三三年離開巴格達前往印度，在孟買成立沙宣公司，一八四四年在香港成立分支（薄扶林的沙宣道本來便是其家族的物業），翌年（第一次鴉片戰爭後列強迫滿清簽訂「五口〔廣州、福州、廈門、寧波及上海〕通商」的《南京條約》後三年）在上海成立分公司，在走私鴉片上賺了大錢（一八五八至一九一八年是合法經營鴉片時期），當時他的船隻從印度運進鴉片（混在印度棉紗及英國紡織品之中），然後運出在英國和歐洲屬「稀有商品」的茶葉、生絲和白銀。域陀．沙宣爵士（一八八一—一九六一，晚年篤信佛教）是家族第四代，一九一八年接管家族生意，一九二三年赴上海，在物業發展中發大財，華懋飯店（現在和平飯店的北樓）及華懋公寓（現在錦江飯店的北樓）便是代表作；一九四九年在上海解放前往美國。
哈同（一八五一—一九三一）亦是巴格達人，原名Salih Harun, Silaz Aaron Hardoon是英語化的名字。他出身貧困，由於五歲隨家人赴印，童年起在沙宣興辦的孟買學校讀書，及後加入沙宣公司任低級文員，被上司賞識派往香港的沙宣公司「學習與中國人做生意」，一八六八年突然被解僱，「哈同坐三等艙赴上海投奔伊拉克同鄉」，其後在販賣鴉片及地產中成為上海首屈一指的巨富。
嘉道理亦來自巴格達，現在躋身世界巨富之列的米高爵士的祖父一八八○年十五歲時從孟買轉來香港，在沙宣洋行當文員，不久後向老闆借一百港元開經紀行；其後轉往比香港更國際化的上海發展，同樣以在上海及香港之間經營「土」（煙土及土地）致富；一九四九年解放前把總部遷至香港；米高爵士現在仍是乃祖創於一八九○年的中電主席，並以收集古董汽車舉世聞名；《福布斯》全球富翁名單榜上有名，是唯一仍擁有龐大財富的上海西班牙系猶太家族。
日本「河豚計劃」與「東方以色列」．五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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