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洋‧媚外‧辱華
文化P40信報財經新聞 陳雲
2006-07-13
我私故我在
周末無事，偕六歲小兒往元朗訪舊。在大馬路下車，路經老洋服店。三十年前，鄉民還在此訂做結婚西服，今已改營校服矣。小兒問，明明賣校服與汗衫之類，都是國產，何以又用洋服為店名，洋服又是何物。小兒素來無事不問，我亦無事不答。然而華洋之別，夷夏之防，說來話長，烈日炎炎，養生要緊，便領他過大坑渠，入糖水店，坐下再論。
夷夏之防
我說，今日西人來華設廠生產成風，香港的洋服多是國產，只是式樣源自西洋。男裝洋服來自歐洲二百年前新興市民階級的衣冠，比對於不事生產的沒落貴族的花領華袖，盡見筆直簡潔；至於新興女裝，則仍有花領華袖，輕紗薄縷，只是略為素潔而已，此「改男不改女」也。然而今日女人辦公衣裳（所謂ＯＬ裝），也有男裝之筆直簡潔。至於唐裝，三十年前元朗仍有掌櫃先生穿長衫，鄉紳短打，然而與女人旗袍一樣，是滿人衣裝，所謂清裝，並非漢服。漢服乃至明裝，在滿洲暴政時代猶可於女子、先人衣冠以至戲班得見，然而毛共時期則全國漢區穿一色軍裝（解放裝），無有例外。小兒國史只能上溯到民國與明清，聽我說中西衣裳、滿漢服飾，如在茶餐廳聽伙計介紹快餐、常餐與特餐，茫無頭緒。
今日升平日久，來往會通，許多事物都已混得面目全非，華夷莫辨。猶幸少年居於山村，遊於鄉鎮，風物仍是華洋分明，親族都是避秦來港之南洋歸僑，話題不離國共內戰與殖民政權更迭，新仇舊恨，揮之不去。當時香港日常生活之洋化，多由舶來商品促成，崇洋得來，不知不覺；官方生活之洋化則來自殖民地政治，難免嚴令管束。若涉世不深，應無多少夷夏之防。蘇子云：「人生憂患識字始，姓名粗記可以休」。然而無憂患，不成人生，少年時代中英文並學，耳濡目染都是政治紛爭，人生一開始，已是憂患重重。
當年錦田石崗有英軍駐防，出入可見異國軍容，國共兩黨的鄉土支派則鼓吹民族主義，批判殖民統治。共產黨鼓吹的是民族主權論，與英人勢成水火；國民黨則以文化中國論，攻擊中共乃蘇俄附庸，摧毀中華傳統，因與殖民政府同居於反共陣營，只是自保尊嚴，不至於猛烈抨擊。本地的鄧族則在光緒二十五年（一八九九）四月倚仗吉慶圍的碉堡與鐵門反抗英國接管新界，英軍開炮，村民死傷，鐵門轟破後亦被劫走，藏於英國。後來英人賄以利益，籠絡鄉紳，但老一輩仍有夷夏之防。猶記得升上官立中學的時候，除了國文、國史之外，全用英文授課，為了適應轉變，每日將課堂的生字，連例句抄在一張紙上，不時背誦。真的記住了，才把揉舊了的字紙丟到裏燒了。某日在巴士上專心讀英文，一白鬚老者在旁觀望。他穿長衫，拄竹杖，一臉鄙夷，在錦田吉慶圍下車之際，終於按捺不住：「不要學紅毛鬼的字！」聽了老者訓斥，欲辯無從，只是低頭不語。後來大學入了英國文學系，遊學歐洲，又學了法文德文。旅居異國，忽又回頭來讀《左傳》、《史記》與《世說新語》，以身作則，寫古樸中文，自己也不明所以。如今想來，也許是老者當年一言，令我默念他朝抬頭之道。
華洋有別
早年香港土話辨別華洋的語彙配對，錯綜複雜，不成體系。唐對番，如唐人對番人，唐狗對番狗，混血則是半唐番；唐也對西，如唐餐對西餐；國對洋，如國貨對洋貨、國教對洋教；唐、華也對洋，如唐酒對洋酒、唐樓對洋樓、唐裝對洋裝，華人對洋人；土對新，如土法對新法；土也對鬼與洋，如土槍土炮對鬼槍洋炮，土鎖對鬼鎖。到了中與西之對，則不限於個別物品，而是系統差異了，如西學、西法、西藥、西化。本國所無之舶來物，如麵包，卻不稱洋包，牛油（黃油）也不稱洋油。可見崇洋從語言意識而言，都是心中先存本國故有觀念，再以西洋事物包裝，來個「以洋抑中」，自我抬舉。許多崇洋媚外之人，不見得心靈開放、思想新鮮，反而封閉守舊。如香港新近落成的豪宅樓盤，愛用西洋名字，宣揚貴族風尚，宮廷氣派，而不知此等歐洲腐朽貴族習氣，正是新興資產階級所鄙夷與揚棄者。表面崇洋趨新，內裏卻是不思進取，也不知羞恥。
上世紀五十年代，大陸赤化，自我殖民，與傳統切斷，與香港不單有關山障隔，而且有華夷之別—香港民間仍是唐山故土，大陸則上下都是蘇俄共產。童年香港眼見的國貨，多是新式工業品，傳統的美好事物已零星落索，無法整體傳承，例如筆墨宣紙仍可買到，但園林書齋與文房雅好無存。西洋物品與思想，反而整體供應，暢通無阻。少年時代穿的斜褲襯衫，其實是洋裝，但由於價廉又實用，上學與玩耍都是同一套衣裳，便不自覺。後來鄉里謝發在來我家拜年，他用了幾個月薪水置了整套絲絨西裝，皮包革履，才見識了洋裝，真的英氣凜然。平民的牛仔褲與中產的西褲，也是同樣喜歡，毫無抗拒，只是父老對於當年流行的喇叭褲腳略有微言，但都只說是不實用而已。小學音樂堂上，唱的歌謠中西都有，只是教到英國民謠《翠袖娘子》（Greensleeves）與貝多芬的小調，才佩服西曲高明。到了美國人奧德韋作曲、李叔同填詞的《驪歌》，又覺得中西可以合璧。當年最具匠心的就是中文課本，範文有唐宋古文與詩詞、明清小說、五四散文，最妙的是翻譯的歐洲文學小品，如屠格涅夫的〈麻雀〉、都德的〈最後一課〉、亞米契斯的〈少年筆耕〉。編者用心良苦，在殖民政府的虎視之下，竟為香港子弟重構了民初中國的文人氛圍。
歡喜奉行
吸收外物，要漸進，要寬容，最重要的是要有真性情，有歡喜心。生死存亡之際的夷務，如趙武靈王「胡服騎射」，功成也不持久。唐代的胡化，就是經歷漢胡混雜，人人率性而行，在歡喜之中開啟文明，建立制度。佛經結束處常有「歡喜奉行」一語，佛教由胡教變為中國本教，佛法變胡為華，也是由於唐人歡喜奉行。香港的西化成功，在於英人逐步推行新政，港人也具體領會各種洋務，彼此先不作系統論辯，而是摸索漸進，歡喜奉行。以具體事務來累積經驗，修正制度，進入現代，遠勝於依賴系統理性催逼之下的全盤西化也。崇洋．上
[ 本帖最後由 銀公主 於 2006-8-1011:20 AM 編輯 ] 文化
P32信報財經新聞 陳雲
2006-07-27
我私故我在
媚外
兒時家住山村，陋室中的華麗物事，只有馬、恩、列、斯、毛五氏的黑白織錦照，杭州絲織廠精製，用玻璃鏡框鑲起，掛在正堂，底下貼了彩色富士山立體風景圖，是從新年賀卡撕下的。立體圖片在當年是時髦玩意，富士山下是櫻花，櫻花下是擎傘的和服女子，游身而顧，櫻花與和服綻放五彩。馬列照片也是立體刺繡，然而無論層次如何分明，只能看出黑白灰三色。一九六四年新疆羅布泊原子彈試爆成功，農牧工會送我家一張畫報，蘑菇雲從黃沙沖上青天，也是貼在馬列五祖之下。
總書記的次序
如今想來也奇怪，當年憤恨日本之心仍烈，我家竟毫不避忌，將日本風景與黨國圖片並列，工會的人也視如等閑，不出言斥責。也許美麗物事自可互相匹配，不必反目成仇。上世紀六十年代，香港在動盪歲月，港督柏立基與戴麟趾之名，不時在收音機聽聞，然而民間各有天地，我照樣背誦三王五帝，母親則偶爾背誦蘇聯歷任總書記之名，從列寧、斯大林，到馬林科夫與赫魯曉夫，彷彿是鍛煉記憶。列寧與斯大林的次序明顯，馬林科夫與赫魯曉夫容易倒轉，於是便與父親推敲毛澤東反蘇聯修正主義、批判赫魯曉夫的年份，他們就在當時偷渡來香港的。推算妥當了，赫魯曉夫便排在馬林科夫之後，直至下次混淆為止。往後的勃列日涅夫，已不在他們的政治教育知識之內。一九九五年，我從德國回港，閑談當年東歐集團及蘇聯解體，葉利欽保俄羅斯國會之事，母親又憶起歷任蘇共總書記來，我從勃列日涅夫接下去，安德羅波夫、契爾年科，數到戈爾巴喬夫，大家鬆一口氣—蘇共完了。東歐自由，中國也終於脫離蘇聯的思想陰影，解除魔咒，各行其道。
不許國民背誦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卻教人背誦蘇共總書記與馬列教條，又用庸俗化的歷史唯物論與階級鬥爭觀，歪曲國史，妄稱中國王朝是封建主義，又強辯清末民初已有資本主義，國民黨是資產階級政黨，辛亥革命是資產階級革命，以期符合蘇聯老大哥列下的共黨專政條件：必須經歷資本主義，進入社會主義階段，共黨方可一黨專政，否則只能與民族資產階級人士聯合執政一段長時期。蘇共未曾清算東正教與普希金，納粹黨也不會批判馬丁路德與哥德，中共卻從孔子一路批判到胡適。建政之初，中共在國政、黨政、外交、文教等都要仰望蘇共，取得認同，事事背棄傳統，終日顛倒夢想，毫無常識與人性，是徹底的媚外。由清黨、反右至文革，以至今日的禮崩樂壞，道德淪喪，都由於中共當年辱其內以媚於外。
一人媚外，忘祖棄家而已；一國媚外，則足以亡天下。《論語．為政》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見義不為，無勇也。」不是我族的祖靈（鬼）而去祭祀，是諂媚；遇見正義的事而不做，是無勇氣。孔子將祭禮與義行並舉，有其深意。祭祀祖先，維繫宗誼，是基於真實而自然的感情，見義事而挺身而出，也是基於真實而自然的感情。假如只是為了尋求護祐的實際利益而拜祭異族的祖靈，則日後見了義事也會斤斤計較利益，變得麻木不仁。
道並行而不悖
健康的現代社會，是系統的科學理性與個別的自主生活的持久抗衡，歐洲由傳統社會逐漸過渡到現代社會，基督教理讓位予系統科學與人本主義，耶教與舊俗由公共生活退藏至私人生活或公民社會。中國以儒術治國，經歷種族融合，版圖擴張，自有其理性並存、公私分立的原則。「天道遠，人道邇」（近也），儒學之偉大，在其善居其下，以誠實明白的人情，掌管處於根本的祭禮國政與人倫節操，任由其他宗教與玄理居於其上，如是可以深根固柢，統攝外教。儒家明辨是非，正反並舉，孔子崇尚周禮，歌頌文王，但又欣賞「恥食周粟」，寧願餓死首陽山亦不歸順的商朝遺民伯夷與叔齊。孟子品評諸聖，將之分類，判別伯夷為「聖之清者」。漢代司馬遷的《史記》以伯夷、叔齊為列傳之首，並將熱血任俠的楚王項羽的「本紀」列於冷靜理智的漢王劉邦之前，漢室以至後世王朝亦不禁止。漢代推行朝廷政令，不得隨便改易當地民風舊俗，國家公共秩序要一統，但不可革除合理的本土做法，如《禮記．王制》所云：「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中國文明開化，自可融和西洋，創造現代。
滿洲在積弱之時，仍可採納書生康有為，赦免刺客汪精衛；中共在強盛之際，也容不下反對鎮壓學生的趙紫陽，寬恕不了寫大字報呼籲民主的魏京生。旅居德國期間，我讀書無邊無際，發現東歐共黨國家即使有言論禁制，學術仍有獨到建樹，蘇聯也有車爾尼雪夫斯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周星馳在《喜劇之王》曾引用）、巴赫金、索忍尼辛等人物。蔣介石的民國政府在大陸在台灣都是獨裁，都仰仗美國援助，但他不媚外，也不當附庸，更不須為取得外國認同而清洗本國，社會依然新舊並存，群雄並立。假若毛澤東甘於退位，不清黨，不叛逆，文人集團又不迷惑於「階級鬥爭論」等外來學說，大陸即使經濟破敗，仍可造就一番文明。可惜中共屢次清黨之後，少了舊臣或異類的制衡，頗多極端與躁進的政策（如「大躍進」）都可順利推行，終於演為文革，傷殺國族元氣。蘇聯可以在政治上由赫魯曉夫糾正斯大林的獨裁流毒，中共非要待到社會大崩解之後，才懂得歸正返本，恢復元氣。
港失自持
香港何幸，在國共政府督察之下，港英政府孤懸海外，不敢虐待華人，嗣後經濟繁榮，制度奠定。英國本身是君主立憲與工業革命源頭，是現代社會的締造者，港英有其自持，可按照本地情況，實事求是，毋須媚外，殖民官有時為了維護本地利益（也是自身利益），敢於頂撞英倫。香港過去之成就，有際遇之僥倖，也歸功於港英的自主執政。可惜回歸之後，英人撤退，執政者大多胸無丘壑，只知器用，遇事依賴北方，盲從西洋。終日攀附「世界級」，藥石亂投，不知自己本是文明社會一員，毋須媚外。
香港昔日之典章制度，來自英國的外照，今後要自主創新，靠的是內明。大陸當年淪落，還可以歸咎蘇聯，香港今後淪落，中共與港人都有責任，怨不得前朝也。崇洋．中 信報財經新聞 陳雲
2006-08-10
我私故我在
辱 華
小學聽中文老師講三皇五帝故事，說中國地勢傾斜，「天傾西北，地不滿東南」，皆因上古時代，南方炎帝後裔共工與北方玄帝顓頊爭奪帝位不果，一怒之下，以頭觸崑崙天柱，於是「天柱折，地維絕」，要勞駕女媧氏煉五色石補青天，斷鼇足以立四極。不周山在崑崙西北，受了一記遠古的「施丹」式頭槌之後，缺壞不周，故名「不周山」。後來，自然科老師又說，地球亦非中正，地軸傾斜二十三點五度。事緣四十億年前，一小行星撞擊地球，以致地軸傾斜，地球光照不均，周而復始，乃有四季物候。少時在山溪漫遊倦了，呆坐山巖，俯視大地，也會想到課堂的話。山河確是殘缺不全，山缺之處為谷，河漏之處為澤，卻都是物種繁盛之處。谷可以為山卸風，不至摧折；澤可以為河蓄水，不虞乾枯也。
不周之世
屏立之山，密閉之河，都是不生之象，今日香港都市內高樓並立，河溝封固，街上鐵欄處處，管得太周全，都是凶兆。生於窮鄉僻壤，物資匱乏，於是凡事將就，不求周全，步入中年，深知人生是天殘地缺，東補西漏，半日偷安，得過且過就是。昔日曾國藩在金陵官署治事，立書室曰「求闕齋」，恐怕也是深知中國難為，自己作的只是補漏工夫。回憶少時，對中國凡事求全，有時憤怨莫名，遂於西洋謀救治之方，從科學、政治、哲學到宗教，都有涉獵，久之有慕西崇洋之心，以為西方必有最終方案。旅德六年，始知世無善政，憲政民主，福利社會，一切政策都有生命周期，均需持久修正；善政過了時宜，就要實事求是，拾遺補闕。猶記得初讀德國納粹黨史，得知屠殺猶太人之密諭，竟然名為「猶太人問題之最終決策」（Endlosung der Judenfrage），警覺近代西方提倡之人間究竟解決方案（ultimate solution），諸如共產主義等，不過是將人類分級，大殺一場。
香港西化百年，近年港人居遊外地日多，因九七移民而至今持雙重國籍者，亦比比皆是，對於西洋物事，司空見慣，視若等閑，不再盲目崇洋。概括而言，往時國人對西方之謬見有三。一是只見宣傳，不見真相，誤信書報與電影所見的美好事物，於是只見西方之義，不見西方之利，不知西方國家主持公義之同時，亦在攫取利益。二是知今而不知古，只見西方的現代，不見現代之前的中世紀，本來是歐洲人往日的陋習，如宗教迫害、色慾禁制、奴隸剝削等，竟然張冠李戴，視為中國的陋習。三是見君子不見小人，以為接觸的西方上流社會就是西人代表，不知西人也有愚蒙閉塞的下層人。
反共保華不再
冷戰時期，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對自己固然是大事宣傳，但對待中國，則是新舊分明，仍有持平之見：西方抨擊共產新中國之時，卻對文化舊中國，仍有所雅好護有加。當時西方之文化宣傳，於西洋難免有上述三類謬見，於中國則大致可信，皆因當年美國領導層處事有分寸，美國新聞處直接聘用之中國文人，或間接資助之中文學院及書報之主事者，大都心懷故國，亦珍惜羽毛，不願充當洋奴走狗，贊同反共，旨在保華。
及後中國開放，蘇聯瓦解，冷戰結束，美國霸權確立，朝野失去義與利之平衡，跨國企業主導政權，見利忘義，對外政策橫蠻。中國走資之後，日見強盛，似成威脅，美國昔日反共以保華之細密政策，一變而為反共又反華之粗野政策。等而下之，疑為美國張目之香港報章及文人，亦開始借反共之名反華，甚至夾帶私貨，視報章為私器，灌輸個人偏見，不惜辱華以崇洋。半是出於孤憤，半是出於淺薄，此等辱華言談，華人看來，是認賊作父，自殘自伐，然則對於美國，如欲借助宵小洋奴，散播種族仇恨，既是禍延下世，也是有辱國格。
三道板斧
歐美扶植之文化買辦，五四以來多有，所用之慣技，不外三招：民族性格學、小農社會說與中文殘缺論。民族性格學（Volkscharakterologie）已是過時的偽科學，說中國人畏權威、重面子、不乾淨等等，當作老生常談尚可，一概而論則不必。閑談民族性，獨立的、雙方形成對照關係的小國小城容易，如說古希臘人和平理性、斯巴達人尚武好戰，法國人浪漫、德國人嚴肅等，但是羅馬帝國的人，性格就很模糊。中國五族融和，三教合一，幅員廣闊，國運久長，其民族性格，就如一部二十四史，無從說起。然而為了推銷辱華言談，一眾洋奴文人不惜用時髦科學術語包裝，如說「中國文化ＤＮＡ」。若干文化行為能否以基因遺傳？遺傳程度為何？條件為何？一切未有定論。即使用「文化ＤＮＡ」作比喻，也是枉屈科學。
包藏禍心
至於小農社會說，則與上述之崇洋謬論相若，是見小人不見君子，見今不見古。今日中國由蠻野主導，皆因中共殺戮文士，以致草莽當朝，禮崩樂壞。舊日中國，有粗野狂悖，更有儒雅溫文。今日大陸民眾舉止失禮，固可嘲笑，但舊時童子入蒙學，即有《弟子規》，訓以日常禮儀，務求恭謹仁厚，心思縝密。中國是中國，中共是中共，兩者有相疊處也有分離處，不能一葉障目，以偏概全，借反共來反華。即使共產治下，蕭艾之間，亦有芳草，更何況當年歐洲農民入城，也是粗野無文，此是城鄉差異，也是現代化進程需時，何須處處歧視農民，用小農來譏刺國人？
及至中文殘缺論，切入語言意識，有文化宿命論之偏激。如說中國大陸民眾不講邏輯，不可理喻，是由於中國語文是一種「感覺的語言」（a language of perception ），不像英文，是一套「定義的語言」（a language of definition）。國族若已繁衍綿長，文章鼎盛，翻譯頻繁，其語言必能傳情達意，也能說理論事。英文憲章之精微，不因英文文法，而因羅馬法學與希臘邏輯。中文吸收西學之後，自可制法定憲，《中華民國憲法》即是。尤可恨者，文人嘲諷共產中國、共產中文之時，只寫中國、中文，不在「中國」之前加「共產」或「新」字，混淆視聽，包藏禍心。
噫！香港文壇凋零，寫得一掬清芬，幾度殘陽，花開兩朵，各表一枝，已可尊為才子。文人善價而沽，左右逢源固可；特立獨行，我行我素亦佳。為義為利，本地文人都應該珍重，毋須自我作踐，淪為洋奴也。崇洋．下 最後講得好明顯
琴日信報又有人明踩佢 原帖由 ohcl 於 2006-8-1011:10 AM 發表
最後講得好明顯
琴日信報又有人明踩佢
我相信這不是重點 膜拜一下ORZ 本文為橙力特約
:)(佢讀過後建議post出來) 原帖由 銀公主 於 2006-8-1011:21 AM 發表
我相信這不是重點
佢係一個模範:icon101: 原帖由 ohcl 於 2006-8-1011:10 AM 發表
最後講得好明顯
琴日信報又有人明踩佢
信報財經新聞 2006-08-09 時事評論 P11 王岸然
陳太葉太的前殖民民主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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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星期本應談立法會的監聽條例，但想來這場秀做的也太爛了。民主派在立法會的表演無疑算是出色，贏得了不少人的讚賞，但亦是止於表演。吳靄儀臨出遊說了句要為反對二十三條而準備再戰。筆者打了冷戰，難道議員的戰，就是指情詞懇切的討論一番，呼籲一番，交足功課，然後讓之通過？
很怕曾蔭權在這次法案的通過中得到啟示，依樣畫葫蘆，將○三年經修改後的二十三條交付立會，議員建議一兩百項要修訂的細節，修訂或不修訂，然後通過。
還是想在淡靜的政治情況中，再談陳太同葉太所帶來的啟示，因為兩位忽然民主派阿太所倡議的民主觀，是典型的後殖民主義理論思維下產品。不單是她們，公民黨一眾大狀的民主觀，也是這個思維，更好笑的是中共領導人在實用主義治國，追求經濟為先的情況下，也同樣受制於西方的後殖民主義。
小農社會何錯之有
筆者並非搞理論，看完也不能在腦海中留下太深刻印象；但簡而言之，後殖民所依賴的，不再是船堅炮利，而是意識形態，及所謂西方的價值觀，包括民主自由、人權、女權主義，經濟自由主義及全球一體化。後殖民主義所倡議的社會價值，自然是西方式，被形容為先進文明，有個人尊嚴及價值，而東方式的集體主義、國家主義、民族主義，普遍存在於第三世界，被描述為愚昧落後無知，有必要向西方世界學習。（壞鬼才子最愛用以貶低落後社會的形容，是小農乜乜，小農物物。中國與大多數第三世界國家以農立國，農民何錯之有？筆者從來覺得小農的生活是快樂的，中國的知識分子晚年皆喜歡回歸田園，視為樂事。錯誤的觀念被崇洋才子宣揚而無人痛斥，是香港特有的怪現象）。
後殖民主義所帶來的，正是前殖民的延續，西方國家在經濟政治上以至文化上得以繼續操控第三世界。這不是以軍事征服為手段，而是以「滲透」而使被征服者自願接受的手段，而征服過程又往往得到被征服國家的社會精英所支持和配合，這些精英自然是後西方教育所培養，文化上比西方更西方的一群。
再簡而言之，前殖民地時代的意識形態還是頑強地存在，主導著社會的文化生活及普遍價值觀，人民不覺醒自己已是獨立體，還是以依附西方的勢力，以能成為西方的一員為榮。
寫到這裏，民粹主義者一定急著發揮，指筆者在賣弄廉價的民族主義。但事實上研究發展並且批判後殖民主義者的學者皆源於西方、中共與國民黨或民進黨的治國者，從無這些醒覺，只是在崇外與排外的思維中打轉。
觀乎香港的政治人物、社會價值，皆逃不出所謂後殖民思維。而更可笑的，是香港人還只是在推崇停留在前殖民地思維之中，從未回歸。
陳太固然是，她推崇彭定康（英國人治港時期）在九五年曾經在港推行民主，更是笑話中的笑話，英式民主，主權在議會，行使的人是議員選出來的議長及有最多議員支持的首相。九五年之時，就算立法局依當年劉慧卿的方案變成全部直選產生，憲政上也不是民主，因為行政權還是牢牢地握在委任的港督手中！英國人在港從來玩的是假民主，權力緊握到最後一刻也不曾放出來。
葉太的論述，英國人曾經兩度嘗試在香港推行民主，更是錯得離譜。筆者與中大的小朋友一定會窮追史丹福大學，要他們交出葉太的論文，供研究批評一番。
英國只顧本身利益
其實英國人唯一企圖快快推行民主交權的一刻，是在八四年《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前後，分別在四月及十一月發表的《代議政制在香港的進一步發展》的綠皮書及白皮書。當時不單想在八八年就在立法局推行三分一直選，而且已經提議行政局議員經立法局選舉產生，而議長由議員互選產生。當年若發展得好，香港的政制在九○年初就是港督成為虛位領導的西敏寺（英式民主）模式。這些方向因許家屯大罵有人不按本子辦事而不敢推行。
香港是唯一英國人撤走的前殖地而沒有推行民主，單說中國反對不是主要的原因，不願英國的利益因與中共正面衝突而受損才是原因。今天竟然還有人為前朝貼金，兩位阿太不是崇英，是欠缺應有的歷史知識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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