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立之山,密閉之河,都是不生之象,今日香港都市內高樓並立,河溝封固,街上鐵欄處處,管得太周全,都是凶兆。生於窮鄉僻壤,物資匱乏,於是凡事將就,不求周全,步入中年,深知人生是天殘地缺,東補西漏,半日偷安,得過且過就是。昔日曾國藩在金陵官署治事,立書室曰「求闕齋」,恐怕也是深知中國難為,自己作的只是補漏工夫。回憶少時,對中國凡事求全,有時憤怨莫名,遂於西洋謀救治之方,從科學、政治、哲學到宗教,都有涉獵,久之有慕西崇洋之心,以為西方必有最終方案。旅德六年,始知世無善政,憲政民主,福利社會,一切政策都有生命周期,均需持久修正;善政過了時宜,就要實事求是,拾遺補闕。猶記得初讀德國納粹黨史,得知屠殺猶太人之密諭,竟然名為「猶太人問題之最終決策」(Endlosung der Judenfrage),警覺近代西方提倡之人間究竟解決方案(ultimate solution),諸如共產主義等,不過是將人類分級,大殺一場。
及至中文殘缺論,切入語言意識,有文化宿命論之偏激。如說中國大陸民眾不講邏輯,不可理喻,是由於中國語文是一種「感覺的語言」(a language of perception ),不像英文,是一套「定義的語言」(a language of definition)。國族若已繁衍綿長,文章鼎盛,翻譯頻繁,其語言必能傳情達意,也能說理論事。英文憲章之精微,不因英文文法,而因羅馬法學與希臘邏輯。中文吸收西學之後,自可制法定憲,《中華民國憲法》即是。尤可恨者,文人嘲諷共產中國、共產中文之時,只寫中國、中文,不在「中國」之前加「共產」或「新」字,混淆視聽,包藏禍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