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ean Baudrillard & Arthur M Schlesinger Jr. RIP

橙色力量

向大師致敬

兩位智者離開了人間。一個致力拆穿消費社會虛擬現實的假大空，一個寫人民的歷史。Jean Baudrillard（布希亞）和Arthur M Schlesinger Jr.（小史萊辛格）。

他們離開，我們損失，沒有他們同在，世界有點不再一樣。葉輝說，從今天起，忘掉Jean Baudrillard這個人吧。年輕時跟小史萊辛格曾有一面之緣的安裕，今天依然記得他「歷史就是人民的生活全部」那話。兩篇文章，是真切的痛心與哀愁。臨急臨忙，潘國靈更不惜犧牲出門前的睡眠時間。

唱粗口歌「成名」的樂隊LMF主音MC仁，在法國    念藝術的時候認識布希亞，決定用一次在《明報》發表的塗鴉行動來向大師致敬。他說，塗鴉這藝術行為，因為是隨街畫，在公眾地方畫，在未受權威認可（犯法）之下畫，是最最反建制的藝術行為。「布希拉說對抗虛擬物編織而成的超度現實（hyperreal）唯有極度顛覆，塗鴉就是。塗鴉是一個問題（因為不合法），也是一個對問題的回應。」他自認創作路受大師影響。

初回港，他在香港隨處畫，可是，經傳媒報道後，他的犯法塗鴉竟被消減成為時興潮流，亦正如布希亞說的「受傳媒之害」而變質，今次透過我們（傳媒）發布在中大新聞與傳播學院牌匾上完成的R.I.P（Rest In Peace安息）的塗鴉，MC仁說，是一次回饋傳媒扭曲的反顛覆。

或者你會覺得一切聽起來很玄，而且深奧難明，可是，現實世界又點止表面看來咁簡單？

黎佩芬 [email protected]

http://hk.news.yahoo.com/070310/12/23ffh.html

從今天起，忘掉Jean Baudrillard 狂歡之後我們做些什麼？

……那麼就一定要忘掉一個名叫Jean Baudrillard的法籍德國文化學人，忘掉他將近30本瀰漫覑恐怖主義與虛無主義的書，因為他的時代與福柯的時代一樣，終究成為過去；也因為要對這個教人既愛且恨的隨筆作家施以最沩柔的報復，他華美而頹廢的書寫也耽誤了我過於長久的閱讀時光了。

Jean Baudrillard去世了。這是黎佩芬在電話中告訴我的。這個電話擾亂了我一整天的生活秩序，我本來約了一個很會說故事的朋友吃晚飯，只好跟他說要改天再約了，他說，太可惜了。我說也沒什麼可惜的，酒多放幾天總不會變壞吧。他便說，可惜的不是酒，不是飯局，而是一個死人竟然干擾了活人的生活。

然後便在案頭堆放了好一些書，首先翻揭的是《冷記憶》（Cool Memories，也有人譯為《酷記憶》，或《冷酷的記憶》）第一集（這個隨筆系列太cool了，cool得近乎欲罷不能，20年來已陸陸續續出版了5 集），其中一則說：「基本上，生命有兩種相反的態度：沒有任何建設性，沒有什麼希望，上帝老跟我們作對；一切得以圓滿解決，所有諾言都得以履行，上帝與我們同在。」大概可以用作它的作者的墓誌銘吧。

他無處不在，又處處不在

Jean Baudrillard有很多中文譯名，內地譯為波德里亞，台灣    譯為尚．布希亞或尚．布西亞，還有波得利雅、鮑德里亞……等等，這些譯名好像是同一個人，又好像是好幾個不同的人，因為連他本人也不大確定自己的身分，只能將自己按不同階段割切成不同的碎片，或非碎片（non-fragments，他總愛在一大堆否定意義的言說之後再加上non這個前綴，一再消解無意義的殘餘意義），有人問他：「你是哲學家、社會學家、作家、詩人，以上皆非或以上皆是？」他的答案是這樣的：「我既非哲學家亦非社會學家。我沒有遵循學院生涯軌舻，也沒有遵循體制步驟。我在大學裏教社會學，但我並不認為我是社會學家或是搞專業哲學的哲學家。理論家？我很願意；形上學家？就極端的角度而言才是；人性和風俗德行的思索者（moraliste）？我不知道。我的作品從來就不是學院式的，但它也不會因此而更有文學性。它在演變，它變得比較不那麼理論化，也不再費心提供證據和引用參考。」

《物體系》的中譯者林志明在法國    時曾致電Baudrillard，聽到的卻是一段錄音：「他總是在所有地方，又不在任何地方。」這個人似乎是無所不在的神，也是根本不存在的「無一物」，此所以他自稱「虛無主義者」或「知識的恐怖主義者」：「如果成為虛無主義者就是要特許惰性（注意，他所說的惰性其實是科學語言，原指熵的惰性，其後轉換成社會狀的借喻）的這個觀點並特許對體系不可逆轉的分析，而且將達到一個無法回頭的程度，那麼我就是一個虛無主義者……」「如果成為虛無主義者就是要在霸權體系無法忍受的程度上，採取這種嘲弄和暴力的激進行為，並接受這種體系需要用自身的死亡去應付的挑戰，那麼我和其他那些使用武器的人一樣，是一個使用理論的恐怖主義者和虛無主義者。留給我們的唯一對策就是理論暴力，而不是真理。」

這個人的「理論暴力」總是極端主義的，此所以總是教親者快而仇者痛，他的支持者和反對者遍天下，都要讀他的書，都在他筆下的歇斯底里的抒情與充滿隱喻的「理論暴力」中，得到忘我式或暴虐式的快感，那是因為他的其中一個身分就是「語言恐怖主義或虛無主義的隨筆作家」——他曾非常隱晦地承認了這個「身分的碎片」師承於沙特和羅蘭    巴特，儘管他總是有過多的「影響的焦慮」，老想辦法跟所有可能的同道中人如後現代理論家李歐塔或詹明信劃清界線，甚或在運用純熟的哲學和文學隱喻式話語的同時，不忘一步一回頭地抹去著作裏的一切哲學與文學的痕舻。

從荒誕玄學到隨筆作家

也許，從今天起，我們可以忘記Baudrillard這個人了，就像他既故作驚人又謹慎地以知識的恐怖主義所書寫的《忘記福柯》。是的，這個人不得不忘記福柯，因為他與福柯活在兩個極端的世界。如果福柯的功業就是要在「知識考古學」的基礎上構建一套「現代性」的知識系譜，那麼，像Baudrillard那樣的一個「語言恐怖主義或虛無主義的隨筆作家」，不可能不認定福柯的思想早已過時，因為這個「隨筆作家」只存活於「超度真實」（hyperreality，有別於一個世記前的超現實主義——surrealism，因為超現實主義最終回歸人的主體，而「超度真實」卻迷失了或取消了主體）的世界，並以此作為「理論暴力」後盾，他聲稱波斯灣戰爭從來沒發生，他揚言911 雙子塔的眦滅乃是美國主導的全球化的安魂曲，他只能不斷重複使用仿真、內爆、消失、隱形、幻滅、麻醉、終結、惰性、忘形、狂歡、誘惑等意義游離的關鍵詞來描述一個「現代性」不復存世的世界，這樣的一個世界再無終極真理，只有不斷複製的仿真影像或擬像，只有消失了主體的物化客體，以狂喜和狂歡的形式以Ｎ級增長和增生，比時尚的俗艷更俗艷，比電視和廣告的真實更真實，比色情電影的性更性感……

這個「隨筆作家」在20歲時就已經成為一個「荒誕玄學家」了，他最早的寫作是「仿文學評論」，在沙特主編的《現代》中討論卡爾維諾（Italo Calvino）的《被砍殺的子爵》、《棲息枝枒的男爵》和《不存在的騎士》，已經顯示出他近乎先天的「荒誕玄學」的才華，如此的才華也見諸他其後的隨筆：

其一：「無論如何，我們已被宣判社會昏迷，政治昏迷，歷史昏迷。我們已被宣判麻醉之後的消失。在此情狀下，即使置身於恐怖主義的痙攣，我們還是感覺自己死了好些，總好過像細胞質的外層那樣悄悄消逝，悄悄得像無人會感應到，即或感應到也沒有人會施咒使之復原而教自己大吃一驚。」他的寫作總是以大量的科學術語作為比喻，比如黑洞、ＤＮＡ、虛擬龐克（cyberpunk）、細胞質的外層（ectopasms）等，也不用理會這些仿真的術語，有空便到網絡詞典查一查，不然便以跳讀的方式略過好了。

其二：「在一部色情電影拍攝期間，其中一個女子——金髮，戴了黑色絲絨頸巾，做出不同的動作，但表情始終沒有絲毫變化。她的冷漠是誘惑的。在歡好之際，一名男子在那女子的耳畔呢喃：狂歡（orgy）之後我們做些什麼？」他常用「誘惑」這個再無任何挑逗性的詞，對他而言，這個詞是頗為技術性的，它不是同性或異性的互相勾引，而是一種生產與交換的柔性替代項，一種跟一切緊張關係（比如他與女性主義者水火不容的互不理喻的纏鬥）的遊戲，一種自成體系，有覑內在規則、美感和自設陷阱的語言遊戲。

其三：「幼稚的絕望：我在夢中邂逅了一個女子，狂戀她並且將我的地址告訴她——我即時意識到地址是假的，她永遠再找不到我，無論在夢中或在真實的人世……但為什麼，為什麼我給她一個假地址呢？即使夢醒了，我還是痛苦了一整天。」

這是他的其中一種慣技：歇斯底里的抒情。那是因為他堅持主體已死，現代性早崩潰了，而表象劇烈把解構，「世界幻滅並聽命於解釋的暴力和歷史的暴力」。

答應 拒絕

其四：「當一個女子脫光，天氣便暗晦起來；當天氣便暗晦起來，她的眼睛是明亮的；當她的眼睛是明亮的，她的肚皮是沩暖的。」這一段「仿詩」或「仿格言」大概是為他心目中可惡的女性主義者而寫的，他筆下的女子總是一種空空洞洞的抒情對象，他大概是存心要惹有學問的女子生氣。所以也不必深究沩暖的肚皮到底是指肚皮舞還是胃口。

不要以為這些隨筆與他的「理論暴力」無關，他的許多想法都可以在5集Cool Memories中找到注釋。對不起，從今日開始，還是忘掉Baudrillard這個人和他的書吧，儘管我不得不承認Cool Memories與《浮城後記》在隨筆風格上的淵源，以至我曾以《冷記憶》和Cool Memories作為專欄和網誌的名稱，當然，10年前我撰文悼念亡友李國威，也借「冷記憶」嘆喟文章的限期：「對於限期，我們有兩種相反的態度：積極的和消極的……如果是絕對的積極，限期是不存在的，因為一切（包括自發性的創作，以及被分派的任務）早在限期前完成……如果是絕對的消極，限期是無意義的，因為列車（班機、渡輪……）早就開走了，工作（學業、婚姻、責任……）早就荒廢了，生命（完整的或破碎的）早就結束了。」是的，「上帝在冷記憶出現了兩次 ——一次答應。一次拒絕。」答應的是這篇文章，拒絕的是一個飯局，那麼就一定要忘掉一個名叫Jean Baudrillard的法籍德國文化學人，忘掉他將近30本瀰漫覑恐怖主義與虛無主義的書，因為他的時代與福柯的時代一樣，終究成為過去；也因為要對這個教人既愛且恨的隨筆作家施以最沩柔的報復，他華美而頹廢的書寫也耽誤了我過於長久的閱讀時光了。

幸好 什麼也沒有發生

Baudrillard死於久病。疾病之於軀體（和精神），一如恐怖主義之於社會——都是潰爛、顛覆、瓦解、分裂、變節、封鎖、內爆、叛逆、狂歡、變質……的某個部分，疾病和恐怖主義都只是佔據了碎片一樣的局部區域，一如Baudrillard一生的書寫只是佔據了語言暴力和理論暴力的局部歷史，所以要忘掉他，然後找另一超真實世界，另一擬像，另一迷狂與惰性，另一替代項，然後再約另一飯局，跟會說故事的朋友喝另一瓶酒，猶如詩人飲江在詩序所引述的Baudrillard語錄：「……幸好什麼也不在場，幸好什麼也不與真身相同，幸好，什麼也沒有發生。」

文﹕葉輝

編輯：陳立衡

http://hk.news.yahoo.com/070310/12/23ffi.html

如果布希亞到香港走一趟…… 時代的先知

法國    當代思想家，繼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德希達（Jacque Derrida）之後，又走一個——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生於一九二九年，八十未至，留低孤零零的人類學家李維
史陀（Claude Levi-Strauss），明年就是百歲人瑞了。

論地位，布希亞未至於像德希達般死訊足以登上法國頭版，但作為一個最對應當下社會的思想家，他確佔一地，無論他的學說如何把你拋進七星迷陣，他的基本思想卻必須一讀。他論述的議論涵蓋文學（如早年對卡爾維諾的文學評論）、城市（如《美國》）、戰爭（如《波戰灣戰爭不曾發生》）、消費社會、符號、媒體、科技等，單單說他是一名後現代理論家看來是有點簡化了他，怪不得他對這稱號嗤之以鼻。

深遠影響的「擬像」論

但駁雜的論述中，最有深遠影響的，應是他的「擬像」論，關鍵作是Simulacra and Simulation，此書標誌覑布希亞由七十年代剖析消費社會，過渡至超越經濟範疇、將「真實」（reality）問題化的結晶。與此相關的有一套布希亞式詞彙，如「超真實」（hyperreal）、「擬像」（simulation）、「擬仿物」（simulacrum）等，其基本點則是對「再現」（representation）的存疑乃至否定，消融了「再現」背後假設的真偽、主客分野。你再不能將事物二分為真實（reality）與幻像（illusion），因為擬像就是失落原初的拷貝，符號不再負擔與任何實在性的關係，或攜載意義的功能，事物成了純粹的擬仿。

但真實未必是沒有的，只是在被擬像主宰的世界中，退到不覑邊際的位置。布希亞說得上是悲觀論者，但是否虛無主義則難以說清，起碼他對擬像所包含的「瞞騙」或「掩飾」，仍是落力鞭撻。

最佳例子是迪士尼    ，布希亞認為，迪士尼之為擬像，不僅在於它複製於無，更在於它劃出一個虛擬區域，讓人相信孩童化只存在於這人工樂園，掩飾在此以外其實洛杉磯以至美國就是迪士尼本身，以及整個世界也在全面幼稚化的事實。

香港城規驗證「擬像」理論

親手促成迪士尼在香港落成的曾蔭權未必明白此點，但特區政府    的城市規劃，卻有趣地處處在驗證覑布希亞的擬像論。新落成的中環天星碼頭    即是一例，它與所謂一九二○年代那愛德華風格原樣的關係是無法建立，它純粹是一個無關乎真偽的擬像，一旦落成了，就成了超真實。又如政府拆了利東街再想覑擬仿新的印刷街，又或者倡議在本來已有很多老店的上環，建它的什麼「老店街」。總覺得布希亞應該到香港走一趟，看看這一片擬像之應許地，不過，太遲了。

理論說得深了，我也不想。或者，要具體化布希亞的擬像論，還是從影像入手（畢竟布希亞最關心的還是「影像的惡魔」（the evil demon of images）），看看華卓斯基（Wachowski）兄弟的《22世紀殺人網絡》續集（Matrix Reloaded）吧，據聞這兄弟班導演在開拍續集時，就吩咐演員看劇本前先看看布希亞的作品，尤其是Simulacra and Simulation。

布希亞名句「我購故我在」

總覺得中文片名改得不好，原片名的Matrix，即「母體」，在William Gibson的經典科幻小說Neuromancer，是所有電腦databank連結一起的超龐大網絡。在《22世紀殺人網絡》中，人們浸染在虛幻的 Matrix結構而不自知，不僅史密夫密探可以無限複製，就連在第一集中以真主之身出現的Neo（奇洛李維斯    飾），續集結尾時，也被揭曉為只是一個無法被刪除的異體，出於「母體」工程師，即模型世界的總設計師之手。母體由符碼驅動，模型世界賴以運作的本就是表象遊戲，當連僅存的反抗陣營──錫安（Zion）都是虛擬，反抗的意義便被打上問號，甚至喪失意義。

如果還要多一點淺白的東西，讓布希亞與我們的生活扣連起來，我會在文末引述他兩句話：一是他「擬仿」現代哲學家笛卡兒而來的名句「我購故我在」（I Shop therefore I am），此話十分應合消費社會的香港吧，當然，他對消費社會的見解，並不僅止於為人們製造一句clich赌，他早年提出社會重心從生產（production）轉向消費（consumption），影響了不少論者。另一則他說的話是：We are the first generation living in science fiction。是的，當你身處香港，被超額充溢的視覺符號包圍，電子屏幕自我分裂，符號不斷「內爆」，媒體即是訊息，城市景觀與科幻電影景觀愈來愈相像，你會想到，布希亞，畢竟還是這時代的先知。

文﹕潘國靈

編輯：梁詠璋

http://hk.news.yahoo.com/070310/12/23ffj.html

擬仿物都市

如果我們有一塊《紅樓夢》裏王熙鳳用來設相思局害死賈天祥的「照風月鑑」兩面鏡，那麼，我們反鏡一看，就會發現，裏面的「現實」，其實只是自己製造出來的幻象。香港人以為自己最現實，但是他們卻不知道，他們把「現實」跟「真實」混淆了，結果自己活在一個虛擬的世界裏面而不自知。

法國    哲學家尚．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 1929-2007）上星期二逝世，應該要勾起香港人對他們對自己所認知的「現實」的一些反省。布希亞生於1929年，早年在巴黎    索邦大學讀德文，後來轉向哲學和社會學，成名作包括《象徵交換與死亡》、《擬仿物與擬像》。他的語言學理論和媒體理論廣為文化批評引用，被認為是所謂後現代主義哲學的代表人物之一。

把模仿物當真實

布希亞採納結構主義語言理論，認為語言之所以能夠產生意義，並非因為它能指涉某個個別真實對象，而是因為他們能夠互相引伸意義，形成一個自足的意義系統。這樣一套語言系統，必然不是真實的直接反映，而只是對真實的掩蓋。布希亞另外一個有名的理論就是所謂的「擬仿物」（simulacrum）。Simulacrum一字本來是拉丁文，原本是指「神像」，而這個代表神祇的代替品，卻漸漸取代了我們意識中那個真實存在的神的位置。布希亞進一步引伸這個概念，指一件對真實事物的仿製品，變得比真實更重要，結果大家乾脆把這個模仿物當作真實，而不需要關心真實原物的存在，甚至原物根本可能不存在。布希亞把這套理論應用到資本主義社會的消費主義上，指出消費品的價值是擬仿的產物。他甚至應用在傳媒主導的現代社會上，認為傳媒製造了一套有自己邏輯的真實世界，可以獨立於跟客觀的真實世界，而公眾通過這套傳媒真相來認識世界，最後忘卻了真實世界本身而不知。他最有名而最具爭議性的論點，是指我們所認知的1991年波斯灣戰爭其實沒有發生過，一切都是美國通過電視媒體製造出來的媒體現象。

自詡「現實」混淆真實

然而，若果布希亞生前有機會來到香港，他可能會發現，這裏原來是他的理論最派上用場的地方。香港人自詡「現實」，講求實利，不愛「講耶穌」，逃避抽象原則的討論，「不扮高深，只求傳真」，加上九七年之後大陸口號政治氾濫，一大堆空洞口號湧進我們的語言世界，主宰了我們對現實的認知。如「安定繁榮」、「馬照跑，舞照跳」、以至九七後的「香港好，國家好」。這種口號創造出來的現實，漸漸掩蓋了香港複雜的社會及政治真實，大家於是把現實等同為「賽馬跳舞」、「吃喝玩樂」、「留港消費﹐促進經濟」這種單向式的思維。

香港生活空間狹窄，人們對自己的生活空間缺乏界限意識，私有空間狹小，社會於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同一個事件和議題上，漸漸把傳媒創造出來的議題取代了自己生活真正關心的問題，甚至以為這些議題就是自己生活現實的本身。於是，大家一窩蜂跟覑議題走，以媒體議題來定義自己對現實社會的認識與關懷。加上媒體「不怕作新聞，只怕沒新聞」的態度，於是以「魔警」來取代真實的徐步高    ，以陳乙東    來取代真正的「巴士阿叔」，卻從來沒有人提出這個自稱是「巴士阿叔」種種明顯不過的疑點。然後，電台主持、文化人、學者紛紛討論這段短片如何反映社會現實，之後更產生一連串短片文化，如《第一手真相》式節目出現，所標榜的「真相」，其實只是不求真假的娛樂式資訊。

特首選舉虛擬現實典範

港式語言以快速、頻密、轟炸式的方法運作，連政府的宣傳口號也採用了這種語言策略。強求押韻、玩別字、同音字，什麼「路上零意外，香港人人愛」，什麼「和諧家庭樂繽fun」等劣質語言佔據我們的思維空間，混淆語言與事實。這種語言宣傳虛擬出來的現實，在基本法    的宣傳裏達到極致。政府自以為看準了香港人這種講求實利的心態，以短視的方法告訴我們基本法對我們有什麼「覑數」，吹捧它能保障旅遊、知識產權等我們根本在九七年前已經享有的權利。甚至出動明星歌星來唱頌基本法，叫大家「愛護它」、「擁護它」、「保護它」，重複轟炸而樂此不疲。要知道憲法並非國家、土地、領袖，在沒有爭議的時候，它只是放覑不用的冰冷條文，人們根本無從愛它。一套憲法只能通過解決現實法律和政治中爭議發揮作用，而只有通過這種考驗，憲法才具有真實性，得到人民的尊重（注意﹕是尊重，不是愛戴或擁護）。但政府自己不尊重憲法，動輒擅自解釋，反而出動歌星這種拙劣的手法來要求人民愛它，簡直是反智中的極品。

最近曾蔭權和梁家傑    的特首選舉，可說是這種虛擬現實的另一個典範。大家明知道這場選舉是假的，梁家傑卻煞有介事地以真正候選人的姿態出現，羅列政綱，巨細無遺，而主辦單位也自豪地宣稱，辯論（或者應該說的答問大會）是根據美國總統選舉的規則來進行，恍如一場真選舉。最後梁家傑還給大家一個高潮，他借助一個不知是否虛擬的人物「張伯」來表達對普選    的訴求，其言詞之真摯、語氣的誠懇，大家在雷動的掌聲中，再也不用追問他口中的那個「張伯」是否真有其人。

香港人要習慣沉悶

如果我們接受布希亞的理論，那麼，香港人要從新認識自己身邊的現實，唯有兩途﹕第一，通過冗長、沉悶的辯論，通過對抽象原則和概念及其在香港的應用，來突顯香港本身的真實問題，回歸到柏拉圖式的辯證法，找回語言跟現實的關係。第二，就是完全擯棄語言，用非語言、沉默的方法來重新認識我們身邊的經驗的和生活世界，這種認知的過程就如看一齣沒有旁述的紀錄片，如張虹的《七月》、《中學》、《平安米》，或者是一齣沒有評述的足球比賽，平淡，但真實。兩種方法，其實都有一個相同的要求﹕香港人要習慣沉悶。這個要求，恐怕是對這個即食都市最大的挑戰。

文﹕黃國鉅

http://hk.news.yahoo.com/070310/12/23ffk.html

安裕周記﹕在美董狐筆

【明報專訊】八十年代中的一個清晨，我氣籲籲趕到紐約曼哈頓上西城巿立大學找小阿瑟史萊辛格(Arthur M Schlesinger Jr.)教授。辦公室內，結？紅色蝴蝶結的教授和這個不請自來的外校年輕人談了一個多鐘頭。我本來是準備請教他尼克遜年代和甘迺迪年代的美國總統 (presidency)的風格歧異，但那天教授談興很濃，講了很多，還講了「什麼是歷史」。

　　「歷史就是人民的生活全部」。教授在那個北風罡烈的早上在Morning Height巿大研究院的這一句話，今天依然縈繞在我的胸臆中。

　　上星期三，美聯社報導，史萊辛格去世，享年八十九歲。風雲激盪一甲子，史萊辛格一直堅持自由派知識分子而不屈其立場，他狠批布殊，也批判克林頓﹔他不出賣人格，不出賣文格，他是半世紀以來美國人的良心之尺。美國當代頭號自由派大儒，史萊辛格當之無愧。

　　到紐約之前，我曾在北加州磨蹭過一段不短的日子，當時加大柏克萊分校有幾個很受學生歡迎的教師，其中之一是社會學系的吉特林(Todd Gitlin)，他那部專門研究六十年代美國學生運動的經典名著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堪稱研究美國學運的聖經。一九八九年秋，天安門學運領袖吾爾開希逃到美國輾轉抵達波士頓不久，被台灣在當地辦的《世界日報》指他揮霍無度，天天吃龍蝦。那位記者叫薛曉光，文章見報後，親北京傳媒如獲至寶，全部轉載，展開道德審判，差點沒把吾爾開希形容為商紂再世。經此一役，吾爾開希遭打翻在地，離開民運到台灣從商。這一轉折，和吉特林在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 所說的傳媒一手捧起學運領袖，後來又一腳踢翻他們幾乎一樣。

　　一九八六年我終于搬到紐約，三年來由美國到英國再回美國，勞碌一場後安定下來，打開書箱開始細讀尼克遜的檔案和文件。尼克遜是美國政壇的傳奇人物，杜克大學法學院畢業後遇上經濟不景找不到工作，只得以五塊錢美金接一個案子，日子十分坎坷。後來，尼克遜與共和黨保守派走在一起，進入政壇後打？極右大旗扶搖直上，一九五二年到六○年他是艾森豪威爾的副總統，六○年大選輸給甘迺迪﹔他不服氣，隔兩年再競選加州州長，又輸，宣布失利那一夜，尼克遜一臉悻然對記者說You won't have Nixon to kick around anymore， because， gentlemen， this is my last press conference，連他都以為從此星沉政海，永不超生。詎料一九六八年他再出山競選總統成功，入主白宮，人們想當然認為尼克遜會循？極右老路走下去，怎知他在白宮文件？棄「紅色中國」而不用，用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這一字眼。過了兩年，他派基辛格密訪北京，打開了竹幕。

　　一本薄薄小書振聾發瞶

　　我最有興趣自由派是怎樣看待尼克遜這個人和他的政治光譜，於是想起了為甘迺迪寫史的史萊辛格。史萊辛格是紐約巿立大學最負盛名的教師，以他的地位，回哈佛執教鞭一定沒問題。退一萬步說，若是不喜歡波士頓而要留在紐約，以哥倫比亞大學的進取，他一定可以在哥大任教。但史萊辛格沒有去在上西城一百一十六街的哥大，而是去了同樣在上西城、但在一百三十七街的紐約巿大研究院。

　　史萊辛格十六歲進哈佛歷史系，二十歲以優等榮譽畢業，他沒有博士學位，但他是哈佛院士。美國高等院校？人才極多，但象牙塔？的人多不願意趁現實政治這趟混水。史萊辛格不一樣，他專門批評美國總統，用的字眼是Imperial Presidency，在史萊辛格筆下，符合這詞的有兩人，一是尼克遜，一是小布殊。史萊辛格是絕對的自由主義者，他追求的是公義和改革，認定戰爭和美國總統之間有？某種聯繫，這和自由派的「美國是由戰爭堆積起來國家」的認知幾乎是二而為一，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影響了美國社會。這就更不要說他在一九八六年成書的The Cycle of American History了，薄薄的小書，卻對整整一代的歷史系學生振聾發瞶。

　　人民角度治史 傳統眼中異類

　　在傳統的治史學者眼中，史萊辛格是大逆不道的異類。十年前，我對港大歷史系一位劍橋出身的教授提到史萊辛格，那位教授臉上立即浮現不屑之情。毋庸置疑，歷史是一門極其嚴格的學科，要通過大量比較比對來驗証歷史，但史萊辛格卻以董狐之筆來解說歷史，不能否認，這是一種偏離治史基本訓練的做法。然而史萊辛格卻以豐富的史學知識，以人民的角度來看待歷史，這正是那天他對我說的「歷史就是人民的生活全部」。

　　史萊辛格的人民歷史觀對右翼集團的辛辣批判引起強力反彈，可是，右派卻很難為尼克遜和小布殊辯護(這些辯護士還辯些什麼呢？尼克遜星夜解散水門案大陪審團這樣子的道德人格、小布殊沒有真憑實據即攻打伊拉克這樣子的治國方略)，他們是攻擊史萊辛格袒護甘迺迪，說史萊辛格從來沒有批評甘迺迪的荒唐私生活。

　　于史萊辛格而言，這是大醇小疪，甘迺迪私生活差勁，但也不至於玩忽職守，像克林頓那樣的公私不分，史萊辛格是毫不留情的。離開白宮後，史萊辛格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記錄並解釋美國總統執政理念此一範疇，他寫過傑克遜總統，對羅斯福有深厚研究﹔他目光如炬的史觀尋且成為人們的研究焦點，有歷史博士生以史萊辛格為論文題目，對一個活？的史家來說這不啻是一種compliment，而不是flattery。

　　911後 有人懼怕自由

　　從史萊辛格想起吉特林。他在加大唸博士時已是學運戰將，拿了博士後留校任教，一九八七年，他寫了一本叫好叫座的The Sixties，這是研究六十年代美國社會運動的另一部聖經。之後，吉特林更上一層樓，到了東岸的哥倫比亞大學任教。

　　「九一一」事件發生後，美國出現自由派知識分子集體向右轉的歷史大轉舵。老同學Bob Westman說，吉特林在家？的陽台上掛了一面巨大的星條旗。對我來說，那是不能想像的事，就等於司徒華先生忽然說「六四」鎮壓有理一樣轟動。我很不明白，也很難過。「九一一」事件一周年前夕，一位朋友要到紐約採訪「九一一」後遺症，我特地請她跑一趟吉特林。行前，我沒有告訴朋友，我一度是吉特林在加大的追隨者，我想看看，曾是不變的故人到底是否變質成故人善忘、故人善變。

　　朋友拍回來的照片？的故人仍是舊模樣，但他接受訪問時的說話令我覺得這人很陌生。其後，我找到哥大社會學系的journal，吉特林有些看法特刺眼，we should trash what remains of the orthodox left， the shadow of the 1960s， with its censorious reaction against any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ts fear that " national automatically means nationalist" 。我覺得，那是對歷史和自己的背叛。

　　「九一一」事件對美國帶來衝擊絕不是兩座大樓的頹然倒下，更不是搭乘飛機要脫鞋檢查這些瑣事，那是有人從此懼怕自由，懼怕開放，懼怕倒下。這些人？包括了曾經批判美國發動戰爭的自由派，他們在航機直撞世貿大樓的時候，變成曾經被他批判的那些人的同道。

　　吉特林在哥倫比亞大學教書，他應該知道哥大學圖書館的外牆，那是所有哥大學生都知的一堵牆﹕一九六八年暮春三月，一批激進的哥大學生爬水管沿牆攻進圖書館和校長室，一石激起千重浪，波瀾壯闊的全美學生反戰運動掀起帷幕，也為此後二十年美國人民漫長的滌盪自省寫下伏筆。我常在想，伊拉克戰爭至今打了四年，當吉特林站在哥大Kent Hall的講台上侃侃而談時，他內心深處到底在想些什麼呢﹖

　　知識分子？有妄自尊大的一群，也有看風轉舵的一群﹔當然，知識分子？也有昭昭明月、朗朗乾坤的，像史萊辛格。

　　特林更上一層樓，到了東岸的哥倫比亞大學任教。

　　「九一一」事件發生後，美國出現自由派知識分子集體向右轉的歷史大轉舵。老同學Bob Westman說，吉特林在家？的陽台上掛了一面巨大的星條旗。對我來說，那是不能想像的事，就等於司徒華先生忽然說「六四」鎮壓有理一樣轟動。我很不明白，也很難過。「九一一」事件一周年前夕，一位朋友要到紐約採訪「九一一」後遺症，我特地請她跑一趟吉特林。行前，我沒有告訴朋友，我一度是吉特林在加大的追隨者，我想看看，曾是不變的故人到底是否變質成故人善忘、故人善變。

　　朋友拍回來的照片？的故人仍是舊模樣，但他接受訪問時的說話令我覺得這人很陌生。其後，我找到哥大社會學系的journal，吉特林有些看法特刺眼，we should trash what remains of the orthodox left， the shadow of the 1960s， with its censorious reaction against any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ts fear that " national automatically means nationalist" 。我覺得，那是對歷史和自己的背叛。

　　「九一一」事件對美國帶來衝擊絕不是兩座大樓的頹然倒下，更不是搭乘飛機要脫鞋檢查這些瑣事，那是有人從此懼怕自由，懼怕開放，懼怕倒下。這些人？包括了曾經批判美國發動戰爭的自由派，他們在航機直撞世貿大樓的時候，變成曾經被他批判的那些人的同道。

　　吉特林在哥倫比亞大學教書，他應該知道哥大學圖書館的外牆，那是所有哥大學生都知的一堵牆﹕一九六八年暮春三月，一批激進的哥大學生爬水管沿牆攻進圖書館和校長室，一石激起千重浪，波瀾壯闊的全美學生反戰運動掀起帷幕，也為此後二十年美國人民漫長的滌盪自省寫下伏筆。我常在想，伊拉克戰爭至今打了四年，當吉特林站在哥大Kent Hall的講台上侃侃而談時，他內心深處到底在想些什麼呢﹖

　　知識分子？有妄自尊大的一群，也有看風轉舵的一群﹔當然，知識分子？也有昭昭明月、朗朗乾坤的，像史萊辛格。

　　文﹕安 裕

　　編輯：曾祥泰

http://news.sina.com.tw/life/min ... /043712389602.shtml

kensai

我對Jean Baudrillard既唯一印象就係本<<物體系>>
好深,我睇一半就冇睇落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