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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
P01 | 星期日生活 | By 黎佩芬 2009-01-18
We'll Rock You！
無端端點解今期要講胡士托？事緣早兩天有報道指旅遊發展局消息人士透露，為催谷旅遊救經濟，今年夏天將舉辦一連幾天的「胡士托式」音樂會。「胡士托」是可以舉辦的嗎？是可以官辦的嗎？有人問。嘩，好驚！愛好音樂的編輯W 說。不要笑死人了，有本地音樂人私下慨嘆。
於是，決定認真談一回胡士托。
其實，我跟袁兆昌一樣錯過了胡士托，正如他說的，錯過，因為太年輕。我曾經嘗試去找第一手親身經歷這個歷史性音樂會的香港人，一個嬉皮士，沒成功，最後找上了袁兆昌的爸爸。袁世伯人好斯文的，說話細細聲，有音樂人的柔和氣質，據說唱黃梅調超勁，唱李香蘭更是不用呼吸似的神級，而他最早的音樂熏陶，淵源胡士托。他自少束長髮，至今不改，沒有出鏡的伯母更神奇，簡直長得跟大野洋子一個模樣。
胡士托距今剛好40 年。當年的嬉皮士，今日已經不再年輕。無論如何，他們曾經見證，音樂如何改變世界。在經濟走下坡，而最壞的時刻就在前頭不遠，而我們的特首只有押後諮詢政改作為對策的沮喪時刻，讓我們一起來，聽一首胡士托之歌。
黎佩芬[email protected]美術：MABEL 攝影：林振東創意總監：黃照達封面人物：強哥
明報
P01 | 星期日生活 | By 袁兆昌 2009-01-18
強哥的胡士托
家父強哥生於1951 年冬。1969 年夏的胡士托音樂會進行那年，他才成年，算是與胡士托曾經擦身而過。Joan Baez、Joe Cocker、Janis Joplin、JohnnyWinter、Richie Havens、Country Joe McDonald……對於這些名字，他還算是有印象的：「這是後來的事了。」強哥像一般少年，仍未算是懂得聽好歌，對那款年輕猖狂而又帶有社會意識的countercultural認識也不算多，只因當年身在此山中。
70 年代，他和普遍青年一樣，束長髮，穿喇叭褲，吸煙，潛入朋友搞的舞會結識女生（他在那裏結識家母）。在那年代，真空管機（俗稱膽機）比原子粒機還要便宜，於是連同收音機各買一部，兼養兩個喇叭，放在印花廠，一邊工作，一邊播歌。強哥在那年紀對事物的追求往往是逆向的：他先買了這批音樂工具，才開始認識好音樂。而當年的好音樂，大都受胡士托音樂會影響。
這逆向追求有個好處──膽機和優質喇叭，為收音機每天下午五時播放的英文歌時段，協奏出「高音準低音甜」的境界的曲目。「當年許多人點唱，大家都寫信到電台。
有時要等上幾天，才輪到自己。」他忘了自己曾否點唱，或是怕公開這項資料，會被老婆大人審問吧。
長沙灣是當年製衣業重鎮。
他在工廠打工多年，在這樓層只有他敢放聲唱歌：「只是念口簧而已。」許多同事都被逼聽着，沒人敢作聲，除了因強哥當真是位歌唱天才之外，還有更實際的原因——畢竟，大家能在工作時間享受優質音樂，多得強哥：「我們多在新界居住。老闆安排了牀位，就在我們工作的地方寢食……當然，音響組合是我買的，聽什麼也是我拿主意的。
」當年大家生活水平不高，沒有同事像他一樣，勇於追求聽覺生活，包括日後購置的黑膠唱盤及大量歐美黑膠唱片。
家父強哥和我都錯過了胡士托，只因我們一樣年輕。自YouTube 補充了Country JoeMcDonald 的胡士托Fish Cheer 版本：
give me an F/ give me a U/ giveme a C/ give me a K/ What's thatspell? /What's that spell ？ ……y eah, come on all you big strongmen/ Uncle Sam needs your help again/ he's gothimself in a terrible jam/ way down yonder inVietnam/ so put down your books and pick up agun/ we're gonna have a whole lot of fun/ and it's1, 2, 3, what're we fighting for?/ don't ask me, Idon't give a damn/ next stop is Vietnam……（我當然沒讓他聽這個現場FU 前CK 後的版本）美國男生都放下書本，執起槍械…… 「越戰嗎？」我提起這首反戰歌，他這樣回答：「起初我們也有點激動的，電台也會播放宣揚和平的歌，後來大家都習慣了，（電台）便少播這種歌。」他形容當年這場是美國和蘇聯用作試驗新武器的戰爭，而我們所見，胡士托最美好的片段，看來就是高唱這首歌吧。
香港確因胡士托這音樂會，令不少英文歌流行起來：「其實許多廣東歌都耳熟，知道是改編自我曾聽過的一些英文歌。搖滾那種被改編得最多。不過，我不記得那是什麼歌了，今天如再聽，會認得的。哎，這個我認識不多……」他對英文歌演繹信心不大，自從迷上林子祥和許冠傑後，許多英文歌也只停在記憶了。
胡士托音樂會上，席地而坐的青年都跟隨歌手歌唱。而強哥的胡士托，則在印花廠的樓層中，下午5 時準時舉行，隨音高唱。我想像家父邊工作邊歌唱的步姿，孤獨的嘴巴偶然叨着（自有了我弟弟後便戒掉的）煙，沿着日常工作的路徑在桌邊來回行走，耳朵扣押了的音樂，由嘴巴假釋外出，歌音浮在漂染氣味中，刺鼻而必然： 「我喜歡的歌手大都在80 尾（80 年代末）的。」這位受訪者看來是為了不認老而向記者提供難以筆錄的資料：「我喜歡一首歌，倒不會記住歌名。」他仍未提供我所需的。忘記文字，欣賞音樂，自可更投入旋律吧。強哥自有一套音樂哲學：忘記自己所喜歡的歌，一旦再聽見，那首歌，幾乎是首全新歌曲吧。我猜他會這麼想。
實情是，他的音樂記憶甚豐，就算忘記歌詞，也會記得曲調（沾家父的光：我這基因看來是源自他的）。無論搖滾、抒情或是民歌，都動聽。有次一起去K房，大家也不小心地點了幾首英文歌，他一聽前奏，便可準確入音（家母也有這種超能力），無論怎麼聽，也聽不出他其實「念口簧」，就像在唱一首屬於自己的歌，多神奇。兒時，我曾發現他忽然哼唱起來，滿足地笑起來，歌音悄悄泄露，溫柔莫名。
有關胡士托的歷史，我沒仔細告訴他。音樂本來是民間的事，本來是個人的事，那些與我們無關的旅遊點子，就讓它擱起來吧。難得兩父子裝作陌生人般作遙距的電話訪問，就別讓旅遊話題太着迹吧。感謝政府提起這生硬的形容詞（胡士托式），感謝黎佩芬邀約。今天，我們因這話題，返回我需抬頭才看見他抖動着下巴的日子。
文袁兆昌
http://openy.net
明報
P02 | 安裕周記 2009-01-18
藐蔑權威三日夜
似乎香港的一些人老想跟紐約拉關係，先是董建華年代有人說香港要成為「超曼哈頓的一個城市」，最近則是說要在香港搞一個「胡士托式的音樂節」。說實在，沒有人會介意香港變成A 貨曼哈頓或是翻版胡士托，最怕是畫虎不成反類犬，前不到村後不到店，到頭來貽笑大方。
倘是把胡士托視為純粹一個音樂活動，也就太小覷在越戰年代震撼美國也震撼世界那三天三夜，周恩來亦毋須回答美國乒乓球運動員科恩就嬉皮士運動的請益，美國青年更無以走出戰前成長的父執輩的影子——胡士托音樂節，點只音樂咁簡單？
文安裕
胡士托（Woodstock）是紐約州的一個小鎮，一九六九年八月，大批青年擠在這個小鎮附近一片只有二點五平方公里的草坪上，舉行了連續七十二小時的音樂會。這次聚會成為後世傳奇的原因，不僅是有三十二支╱隊搖滾歌手參加，也不在於半百萬人的參與，而是在於它被視為美國青年離開家園卓然成長反對越戰的分水嶺。社會學家認為，胡士托反映美國戰後新生代與戰前一代之間的隔閡，是嬉皮士運動高峰的彰顯，為七十年代初美國青年大舉流浪歐洲吹響號角，是美國大學生從課室走向世界的關鍵。當然，也有衛道之士認為，胡士托的四大元素，反戰、音樂、迷幻藥（LSD）、濫交，是美國步向衰落的表徵；這種只見樹木不見樹林的皮相之談，曾經在相當長時間內成為胡士托音樂節的唯一註腳。
新時代的理解與肯定
一種新生社會事物的冒起，總會有不同的解說判斷，經過了四十年的歲月沉澱，比較接近真象的總結，是五十萬青年到這個名不見經傳的小鎮，追求的是新時代下的理解和肯定。一九六八年，美國各地爆發規模龐大的反戰運動，最激烈的時候，上千大學罷課抗議；年輕人把公開焚燒徵兵證作為反對這場不義之戰的政治表態；民歌手Joan Baez 讓Beatles 的〈黃色潛水艇〉（Yellow Submarine）移植成為反戰集會的主打歌曲，意喻有朝一日，青年人的大旗終會插在憂鬱的潛水艇上破繭而出；美國田徑運動員在墨西哥城奧運會高舉黑手套，象徵黑人權力；反戰學生硬闖在芝加哥舉行的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一九六八年，是天地渾沌的一年。
今天我們重看當年在胡士托現場的紀錄片，鏡頭下是年輕人互相依偎取暖，在潮濕的泥濘上閉目沉思，也有人赤身露體狂歌而起，這些穿插的交叉剪接構成了一種虛假影像：這是一個頹廢的集會。這種out of context 的斷章取義，把胡士托的另一意義完全抹煞，事實上，這互不結識的五十萬人都有着「我們在一起」的意願，某程度帶有巨大的公社（commune）况味。這裏所說的公社，並非指中共治下的人民公社，而是中古歐洲的自治城鎮組織，市民有行政及財產自治權利，彼此之間互相幫忙協助。到今天，這三天三夜音樂節留在美國人民記憶裏的應該就是這種同呼吸共命運的公社精神。
胡士托音樂節舉行的同一年，美國的越南戰略出現根本性轉變，尼克遜以「美軍撤出越南」為訴求勝出一九六八年大選，一九六九年一月上台後，美軍為求脫身，出動B52 重型轟炸機狂轟濫炸，從另一層面深深震動美國人民心靈；從落葉劑到子母彈，越南成為了美國武器和戰術的試驗場，直升機把戰鬥部隊直接送進火力圈，如今是機動作戰的圭臬，追本溯源，原型試驗點便是在越南。目睹尼克遜的食言，從胡士托回來的青年出現兩種傾向，一是義無反顧投入反戰洪流，一是試圖尋找人生的另一條路。
心中無數態度冷淡經常悲觀的一代一九七一年夏天，美國飛向歐洲的航機上擠滿了滿面于思的嬉皮青年，成為了當年的美國版出埃及記。據記載，在暑假的兩個月間，八十萬美國青年離開家園到了歐洲。若干年後，社會學家檢視這一現象時，指出除了是美國青年失業率高達百分之十五的客觀因素使然，更重要的是，青年和他們的父執輩間的不和已經到達爆炸臨界點。保守派專欄作家包可華當時寫了兩篇怪論，可以在極大程度上解釋了這一道世代鴻溝——他先是說應該向美國的航空公司授予勳章，表揚它們把年輕人都送走；再說是青年的父母們要向歐洲各國寫一封公開信，為他們的孩子浪遊歐洲時的種種不禮貌行為致歉——生於大蕭條年代的美國家長，心裏想着的和他們兒女所期盼的完全是兩回事。左翼作家格林在《敵人》一書中，對當時美國青年的剖析今天看來可謂一語中的，「心中無數，態度冷淡，經常悲觀失望，這些情緒纏繞着各個生活領域中的美國人，這是我們時代所面對的危機」。
當時，主流西方國家的青年，或多或少都出現格林所說的「危機」，但成人世界卻在冷戰的美蘇對峙或是熱戰的中東越南戰場難以自拔，年輕一輩缺乏支持和認同，只得邊摸索邊前進，這才出現周恩來總理被美國青年問到嬉皮士運動這一幕。一九七一年四月，乒乓外交開動，美國乒隊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與周恩來會面，一頭長髮的美國隊十九歲運動員科恩甫見周恩來，就問周如何看待美國的嬉皮士。科恩原本對周恩來不抱希望，以為這些共產分子會破口大罵嬉皮士是「西方資產階級頹廢生活方式」之類訓詞。沒想到周恩來微笑回答，「看樣子，你也是個嬉皮士？年輕人總會嘗試各種各樣的事物，我年輕時也是這樣。但如果隨着自己想法的轉變，發現某種做法並不正確，就應該改變。你說是麼？」
「今天誰也不怕誰」
三十七年過去，在中美已然成為世界主要力量的今天，重讀周恩來的談話令人感慨：縱然是在文革最瘋狂的年頭，周恩來竟還能夠客觀看待嬉皮士，對待尋求變革的年輕人；公允一點說，就是在今天的香港，也不會有幾個大人物說得出周恩來那些有水平具胸襟的說話。我們看到的是什麼，是唯官獨尊唯老子獨尊，大人一句話說了算數，不忿不滿的異見者得到是「偶語棄於市」的嚴厲苛待。
胡士托音樂節改變了美國戰後的年齡與權力線性關係，年長的不一定是食鹽多過你食米的永不犯錯，年輕的再不是嘴上無毛辦事不牢的毛頭小子。五十萬人千山萬水去到這片荒地大唱三天，突顯的是一種嶄新社會關係——國防部國務院白宮裏的高官貴冑，懵然不知他們的權威早在中南半島的戰火中燃燒淨盡，當然，他們更不知道，六十年代末的新生代，是以「東風吹，戰鼓擂，今天誰也不怕誰」的姿態走進七十年代。
明報
P03 | 星期日生活 | By 葉輝 2009-01-18
胡士托音樂節與卜公舞會
誰都知道二○○九年的經濟將面臨重重難關，我們的曾特首靈機一觸，不怕掟蕉了，遂以此為理由，宣布將二○一二年行政長官及立法會選舉方法的公眾諮詢，由原計劃的今年上半年押後至今年第四季度舉行；與此同時，旅發局放風，將舉辦「美酒佳肴年」、類似「胡士托」的大型沙灘音樂會，以期吸引遊客來港消費；這兩宗表面上風馬牛也相及的新聞其實都與經濟不景相關，驟耳聽來，彷彿一個蒙太奇——放緩雙普選的諮詢，舉辦美酒佳肴和「胡士托」式的大型音樂會等項目都是為了負責任地面對經濟難關……噢，這就是香港這塊特區最獨特當前的思維方式了。
文葉輝
香港需要「胡士托精神」
要集中精力應付經濟難關就需要放緩雙普選的公眾諮詢，首先令人產生錯覺，我們的政府原來只懂得用一條腿走路，因而沒有能力（是不是等於無能？見仁見智吧）同時面對兩個議題，我們的政治家的思維也太簡化了，誰說不可以將經濟難題化解於政治議題？至於「隨口噏」的「胡士托」式的大型音樂會更令人哭笑不得， 「胡士托」僅僅是音樂會嗎？難道它不是一場赤裸裸地揭示社會及文化衝突的精神革命嗎？什麼時候變成了旅遊項目呢？
二○ ○ 九年是「胡士托音樂節」（WoodstockMusic Festival）四十周年，也許當前的香港真的需要一份「胡士托精神」，以喚醒麻木不仁的人心。但「胡士托」肯定不是旅遊項目或商業項目，儘管四十年來，這場發軔於民間、在紐約上州舉行的音樂節一直惹來商人的憧憬，企圖將它變身為不倫不類的商業品牌。
一九六九年八月十五日至十七日，約五十萬名青少年聚集在美國紐約州一個清靜的小鎮Bethel，舉行了連續三天的搖滾樂及藝術節，民謠歌手Richie Havens 的一曲《沒有母親的孩子》（Motherless Child）為什麼感動了無數渾沌度日的青年心靈？他們為什麼不停高喊「自由」（freedom）？愛與和平的呼聲為什麼從小鎮擴散，以至響徹全球？Jimi Hendrix 的搖滾版美國國歌為什麼成為「左派版本的愛國主義」？其中一個答案就是：當前疲乏衰竭的世界也許真的需要一份「胡士托精神」。
一生中最光輝的時刻
「胡士托」四十周年了，二十年前出版的《胡士托口述歷史》（Woodstock：The Oral History）依然是一本震撼人心的好書，那是民間的人生採訪的力量，那是一個世代的集體記憶，四十年前愛音樂、愛和平、愛嗑藥的青年後來有不同的人生際遇，有些逝世了，有些活得累了，都垂垂老矣，但那三天的「胡士托」依然是他們一生中最光輝的時刻。
是的，要是活得疲憊，要是覺得前路茫茫，就讀一點麥考華（Joel Makower）的《胡士托口述歷史》吧：啊，下雨了，有很多照片：Jimi Hendrix 在最後一天的清晨演奏搖滾版的美國國歌，青年男女在草地上做愛，四個男人赤裸洗澡，指示牌寫着「不可在食用水裏大小便，否則你便喝下自己排泄物」；有很多思之惘然的故事：在三天的音樂會和藝術節中，有三、四個嬰兒誕生，在傾盆大雨裏傳來Joan Baez 流產的消息，一個青年睡在化糞車底，司機開車時不知道，把青年碾死了，一名青年在三天三夜裏嗑了超過15 種藥物，有人吞下整個工廠的安非他命（whole factory of amphetamine），青少年對着警察喪抽大麻……誕生，死亡，活在夢幻的仙境，以耗盡生命抗議殘酷的人生，然後，一九六九年八月十七日的頭條新聞是「嬉皮士陷身泥海」（Hippies mired in sea of mud）。
拍紀錄片的阿John 說得好：當Jimi 開始演奏搖滾版的美國國歌時，對他而言，正是他永恆的「胡士托」體驗，那股震撼如在目前，這場波瀾壯闊的文化大革命以反諷的愛國情操畫上句號，讓「胡士托」成為一代人此生不忘的記憶，因為這個全新版本的美國國歌為「胡士托」下了最明確的定義：「這是左派（左手）版本的愛國主義」， 「胡士托」結束了，一個困苦而美好的年代也隨之逝去了。
暴動與露天舞會
胡士托音樂節一如其他愛與和平的集會，一如垮掉的一代（beat genaration），也許不僅僅是性愛與迷幻藥，但性愛與迷幻藥卻是這些六十年代記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正如六十年代的卜公碼頭露天舞會與一九六六及一九六七年暴動是一代人的「連體記憶」。
政府為什麼要在卜公碼頭舉辦露天舞會？《一九六六年九龍騷動調查委員會報告書》是研究社運、教育、社會變遷及所謂「青少年問題」的天書，報告總結暴動的成因，認為除了經濟因素，警隊貪污嚴重，司法毫無公義……還特別提到在暴亂中被捕人士主要是二十五歲以下的青少年，他們的共通點是教育程度低、工資低、居住環境惡劣。殖民地政府於是將青少年文娛項目轉化為社會教育功能，一九六九年，即「胡士托音樂會」舉辦的同年，市政局在卜公碼頭舉辦的露天新潮舞會，讓青少年發泄苦悶和消耗剩餘精力，換取社會安定，這是殖民地政府因時制宜的懷柔政策，當然沒想到會為西方流行音樂推波助瀾。
是的，香港只有功能性的卜公露天舞會，從來都沒有精神啟蒙的「胡士托」，感謝旅發局不經大腦的簡單想像，讓我們忽爾想起四十年前的兩個青少年世界，讓我們重新思考兩套文化想像，感謝旅發局的「隨口噏」，對，香港實在太苦悶了，太半死不活了，的確需要「胡士托精神」衝擊一下只有教改沒有教育的思維，衝擊一下麻木不仁的心靈。
明報
P02 | 安裕周記 | 周日話題 | By 海倫 2009-01-18
Woodstock，WOMAD，還是其他？
文海倫
如果香港有一個音樂節——姑勿論那一句「胡士托式」說出來是多麼笑話和讓人感到難為情，本地音樂人對此還是滿有憧憬的。正在忙於完成論文的音樂人黃志淙忍不住如珠炮發，說其實行裏人一直向政府倡議一個可持續成為節日的音樂節—— 「外國很多地方都有，每年8 月新加坡有WOMAD，可以吸引不同觀眾。」WOMAD，全寫是World Of Music And Dance，1982年由歌手Peter Gabriel 發起，至今每年在全球各地開花，除英國外，遠至意大利、西班牙、澳洲和紐西蘭。音樂會為期數天，參加者在戶外紮營，場地之大通常有不止一個舞台，一天到晚有來自各地的歌手在台上獻唱。新加坡WOMAD 始於98 年，每年八月最後一個周末舉行，由新加坡旅遊局支持，至今參與人數逾16 萬。
黃志淙一邊抱歉無法撥出更多時間面談一邊說，雖有維港巨星匯的陰影，又都試過不少人失敗離場，但香港是可以做得到的——如果有政府資源，又如果官民合作，「上次巨星匯太過官式了，而且是為了救市，看不見幾多專業參與」。對於集中以邀請大中華歌手為主，他認為以吸引內地遊客作目標可以理解，但加入少許國際音樂原素， 「可有多個edge」， 「現在每年生力啤Wild Day Out 搞得好成功，他們都試過邀請克羅地亞的音樂人」。
一年一度Wild Day Out 的搞手鄺敏慧說，02 年他們第一次搞張震嶽馬拉松演唱會，因為成功，03 年開始得生力啤贊助，每年冬天舉辦露天音樂會，出席人數逾5 萬人，當中很多特地由台灣來，場地試過在添馬艦、直升機場等，去年則在西九龍。她承認演唱會的目標觀眾與旅發局建議中的對象「好類近」，但相信不會造成競爭， 「一年才一次Wild DayOut 年青人其實等得好辛苦」。不過，她認為如果政府搞音樂應適宜訂定主題，也可仿傚台灣的「海洋音樂祭」：「那本來是私人營辦，後來台灣政府認為活動有意義，值得由政府資助，往後每年就音樂節投標邀請建議書。」回說Wild Day Out 的意念，鄺敏慧說，香港太擠，時常都看不見天空，所以想到找一個很大的地方舉辦現場音樂會，而LIVE（現場）是他們最主要強調的原素。台上，每位歌手表演二至三十分鐘，必須載歌載舞，帶起現場氣氛「好free 好high」。而他們又很注重要將有潛質的新人帶給觀眾， 「蘇打六現在很紅是嗎，3 年前的Wild Day Out 他們是全新人」。
不過，相比起外國的露天音樂節，香港的「Wild」要算太過規矩。本身是獨立樂隊「噪音合作社」成員的周思中好記得一生人的第一次也是至今唯一一次，去英國參加Glastonbury 音樂節。那年他才十九歲， 「好大好大，有好多style，跳舞爵士FOLK 或者ACCOUSTIC，有好幾個台觀眾可以周圍走周圍睇，朝十二晚十二，幾天幾夜在露天營地。你知道在暑假，英國都下雨，每年報紙報道這個音樂節，大相總是幾十人在泥淖裏玩泥，好亂嚟」。
「嗰陣儲咗好耐錢，一百英鎊入場任睇，去到好遠的田紮營。那年睡在我們旁邊的是一個嬉皮士樣子，長髮光着上身的男人，他一聽見我們在埋怨入場費貴，就話根本無諗過有人要付鈔聽音樂，他是呃呃??的爬進來的！」香港可以有露天紮營的音樂會嗎？鄺敏慧反應很快：現在要申請辦一天的牌照都已經好難了。「早期旅發局好支持我們，有一年想在舊機場搞就不成功。那次在直升機場，最初環保那邊反對，開了很多會，又拉來了葉澍堃幫手……」有關旅發局今年舉行音樂節的消息，鄺透露，行內都有傳聞，談到巨星匯的慘痛教訓，她表示由於有關主辦機構過於着重外籍人士的口味，加上是外行，在本地市場探索和行銷方面均告失敗。
樂評人馮禮慈聞悉有關建議後亦表示，一聽是旅發局要辦音樂節就令人想起維港巨星匯， 「最當前急務是要消除這個陰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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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最後由 橙色力量 於 2009-1-22 01:30 PM 編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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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發表於 2009-1-22 13:2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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