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羅•格連格拉斯(Paul Greengrass),就是堅!《Green Zone》再次證明了他是當今影壇上動作場面拍得最好的導演。好,不是因為他拍得夠刺激(如果僅是刺激,那他與 Michael Bay、Roland Emmerich、J.J. Abrams、Christopher Nolan 之流有什麼分別?);也不是因為他幾乎全程都用了手提攝影機來拍攝(現在拍電影,誰不用手提?尤其是在他的兩部《叛諜追擊》之後。)格連格拉斯堅,第一,當然是因為他卓越。他電影裡的那份刺激,並非純感官效果──過把癮就算,而是裡面有一種gripping(扣人心弦)的力量,讓你與人物一起出生入死,為他擔憂、為他捏一把汗。手提攝影要製造的不僅是一份置身其中的現場感和實感、一種燃眉之急的迫切感(urgency),還有是一份走投無路或深入不毛的危險和恐懼,效果是叫人不安(disturbing)多於刺激興奮(exhilarating)。此外,攝影機除了緊貼人物,還隨時自由地撿拾(pick up)周圍的細節(當然都不是偶然的),做到了眼觀四方,耳聽八方的地步,想表達的是一種最尖銳的靈敏(agility)與警覺(alertness)。(相對而言,其它有理沒理都用手提機的電影,原因都不外乎是怠惰。)
格連格拉斯的第二堅,是因為他立場清晰,態度分明,說一不二。就以《Green Zone》為例。他說的就是美國你他媽的撒謊,騙你的國民,騙全世界,砌詞說伊拉克藏有大量大殺傷力武器(WMD),然後向她發動侵略性戰爭,設立傀儡政府。就是這樣。說得斬釘截鐵,絕不含混(影片甚至沒有用什麼「改編自真人真事」之類的聲明去保障自己)。不要忘記:出錢拍《Green Zone》的是荷里活。他們大概是以為這會是另一部緊張刺激的《叛諜追擊》。但格連格拉斯不管(當然還有麥•迪文Matt Damon)。他夠姜。影片最關鍵的兩句對白,一句出自一名伊拉克人的口( 「這裡發生什麼事,輪不到你們美國人來決定!」」It』s not for you Americans to decide what happens here!」),另一句出自麥•迪文(「你叫別人怎樣再相信我們的政府?」 「How can you tell others to trust our government?」),都有如雷轟頂的力量。
回到香港後,影片正式發行時,我又把它看了第二遍,依然被那緊迫的節奏與一氣呵成的劇力所折服。我又發現格連格拉斯和編劇白賴恩•海爾治蘭(Brian Helgeland)沿用的戲劇手段與方法,其實來自兩種類型片:其一是警匪片;其二是由五十年代冷戰時期開始延伸到後「水門事件」時期(七十年代中期)均從沒間斷過的Cinema of Paranoia。前者見諸麥•迪文發現有關WMD的情報屢次出錯,遂與中情局局長曲線合作,採取個人行動進行調查的一連串情節身上,分別只在於一般警匪片的背景都設在警局之內,而《Green Zone》則設在今日的中東戰場上。這方面,given海爾治蘭在(編、導)警匪片方面的往績(《L.A. Confidential》、《Payback》、《Man on Fire》),倒不足為奇。至於Cinema of Paranoia,最初是源自二次大戰後美國對中、蘇共產主義的「紅色恐懼」(「麥卡錫主義」),歷韓、越戰的覺醒後,才慢慢發展成為良心知識分子對國家管治機關的質疑與反罪行揭發(《The Parallex View》、《Three Days of the Condor》、《All the President』s Men》)。但自八十年代的經濟增長與政治穩定後,新保守主義與愛國情緒已取代了這種懷疑主義的態度(超級英雄電影的崛起不是沒有道理的)。沒想到的,是這種(容許我稱之為)「良心電影」的失落,竟在愛爾蘭裔的格連格拉斯的身上得到延續。不過諷刺的自然是:《Green Zone》不獨在美國的票房僕直,就連在世界其它各地,也一樣慘淡。這個情形到底說明了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