虛妄的「同文同種」

橙色力量

　　台聯黨主席蘇進強率團參拜日本靖國神社後，台灣島內撻伐、呼應之聲迭起，流彈甚至波及部會首長。各類觀點有訴諸於台灣殖民情結與歷史因緣者，也有夸夸立論於中國民族情感及文化源流者。在口水與蛋汁四溢的激動場面裡，「同文同種」這個幾乎是老掉牙的論述，卻似乎都能在正反方的說詞中尋得立足之地。

　　舉例來說，中央日報的社論即引立委的觀點，認為「兩岸共生共榮、『同文同種』關係亦無法割斷。」然也有反對者從台灣的殖民經驗裡指出，參拜靖國神社是慰問日治時期犧牲的台灣英靈，今人如何能夠割裂當時台民亦是日民的歷史事實？更何況，日本原敬內閣早在一九二○年代就已經宣稱「台灣人和日本人『同文同種』，台灣自古是日本的領土，日本對台灣是收復，不是占領！」

　　「同文同種」一詞指涉了兩個判別要素：文化與種族。凡支持台灣、中國「同文同種」者，經常從情感與外部觀察的角度，依託台灣住民系出大陸、視強勢福佬文化為漢文化之流，而比擬為同文同種之表徵。反對者則往往羅列各式「科學」證據：從體質、語言、基因甚至是民意調查中，證明台灣住民系出多源，而文化認同亦兼容並蓄。因此所謂台灣跟誰「同文同種」，不該成為一項是非題，而是多重選擇題，甚至根本就是個申論題。游移於各說各話的徬徨之中，不禁要問：誰才跟我們「同文同種」！

　　西歐人曾說：溫帶民族較強壯

　　從醫學史的角度來看，回顧十九世紀以降熱帶醫學與人種學的發展，似乎可以提供我們一些思考「同文同種」爭論的另類角度。在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時，法國醫學家將衛生學、人類學、地質學、地理學與氣候學等，整合發展出一套環境醫學的觀點。等到十九世紀中葉、殖民運動風起雲湧之際，這套環境醫學逐漸衍生出熱帶醫學與衛生學，著重於溫帶人民移住熱帶地區後，可能產生之種種體質及健康「風土馴化」問題。

　　隨著「風土馴化」理論的進一步發展，以及西歐殖民範圍的擴大，種族體質的觀察與文明程度分析，成為當時殖民醫學研究的焦點，而新興的演化生物學更是讓這樣的關注成為一組「科學事實」，吸引許多醫學家投身鑽研。

　　根據演化生物學和風土馴化理論結合後的看法，某地既有種族的特徵是該地氣候與環境天擇後的結果，而根據存活種族的體質特徵，更可以決定其文化或文明程度。因此醫學界推論，溫帶四季分明的氣候會產生強壯且具高度創造力的種族；而熱帶四季如夏、無慮衣食，則不免適於軟弱愚昧的奴隸民族生存。

　　舉例來說，當時頗負盛名的博物學家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即根據環境天擇說推演：深色皮膚與捲髮是人體對黃熱病免疫力的生物特徵，缺乏此類特徵的種族一旦移居該病滋長的熱帶，則不免因天擇的結果而死亡，祇有捲髮的黑人能繼續生存。具有達爾文主義內質的熱帶醫學與人種分類，在二十世紀初不僅開創出今日體質人類學、寄生蟲學，同時也把人種和相應之文化程度，按該種族所處的氣候條件區分為紅、黑、黃、白四族，成為當時的「客觀科學知識」。

　　日本人自認：最優良的黃種人

　　西方的人種學理論，同樣也影響了日本和其治理台灣的態度。先是日本學者鳥居龍藏的系列研究，確立東亞人種的多亞種與多文化層面論述。松本彥七郎後來衍論其觀點，認為日本人種屬於東亞系的黃種人迨無疑義，但因為日本人也具有溫帶東亞白人系——愛奴族的特徵，因此日本人在所謂泛北亞系的亞種之中，比起原始的大陸系蒙古人種，當更為進步、文化程度更高。

　　一九一○年代以後，病理學家清野謙次和體質人類學家長谷步言人，透過體質測定的方式，將整個的論述更進一步在東亞黃種人的架構中，區分出從東北亞到東南亞的「日本人種陸橋論」，以及由大陸向海洋移動的「日朝（鮮）同源說」。兩說結合下，日本人種成為東亞黃種人系中，最具有溫帶特質且兼容各亞系血緣優勢之混血民族，同時也是東亞系民族中向外移動最遠也最成功的民族。因此，儘管中國人被視為東亞黃種人系的原生地，日本人種不僅是該黃種人系中兼容並蓄各亞種的成功事例，同時也可視之為東亞文化的最高表現。

　　中國人高唱：兄弟之邦

　　如此的人種與文化論述，正是持地六三郎提出其殖民教育觀點的人種學基礎：「日本人與中國人、朝鮮人均屬於同文同種之民族，在我國民擴張帝國權利，發展大好前途之際，對屬於同文同種之中國人、朝鮮人所採取之政策，尚有須慎重考慮的餘地，何況這種論調對於台灣人直接適用是利或弊，還是一個大問題。目前沖繩縣人已和我國民融合為一，想當初在明治二十五、六年左右，在其心目中還是呈現一種與中國、日本兩立的一種狀態，隨著我國運的擴張發展，目前已經完全同化了。再說本國四千五百萬的同胞，也不是屬於一種單純的種族，愛奴、馬來、高天原人種等交相混血，在大和魂的融合下團結在一起，故屬同一人種的朝鮮人或中國人當然能夠同化，亦務必使之同化」。

　　類似的論點並不僅見於日本，回想中國政界在同一時期高唱入雲之「濟弱扶傾」、「兄弟之邦」等等的辭彙，看來也有那麼一點類似持地言論的色彩。

　　醫學加政治：拿來排拒異己

　　其實，戰前的人種論述多少都有些成王敗寇的基調，因此也造成醫學論述與政治目的互為表裡的局面。儘管種族論日後走進了納粹種族純化（racial purification）的死胡同裡，衍生的優生學及文化優劣論述，依然是我們經常用來排拒異己的慣用手段。所謂「同文同種」當然可以是一個被研究、定義的題目，但從歷史發展的角度來說，這個名詞更像是一個自我意志展現的工具。

　　是以，儘管一九三○年代以後的台灣番人頭蓋骨研究與廣東系蛋民頭骨調查，都無法證明氣候、體質與文明高低或文化差異有關，「風土馴化」與「同文同種」論依舊是日本在一九三四年後提倡「南方醫學」的思考主軸。原因無他，祇因為這樣的說法不僅符合當時科學醫學界的認知，更合理化了日本「大東亞共榮圈」的想像。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想像的共同體》中說得好：「所謂『血緣』，所謂『民族』，其實祇是人為的『想像的共同體』。」當前爭論中使用「同文同種」的各界，似乎都把文化與種族當做客觀存在的實體，而忘了這種說法的虛妄本質。

　　（本文作者為中研院台史所助研究員）

《新新聞》周報946 期
醫學人間／劉士永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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