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urnament football 的特性,是你會在短時期內對三四隊不同風格的球隊,於是球隊要能適應不同風格對手的踢法,並且要有plan B 和 plan C。歐聯亦然:要拿冠軍要擊敗來自三四個國家球會的對手。今年曼聯 的成功,在乎他們在歐洲可以突然變得很防守性,「比意大利球隊更意大利」(史巴利提語),對覑巴塞可以打「曼聯牌901」,即連朗尼 和泰維斯 都變了防守球員。如果只得一種踢法,是很容易給人看穿而作針對性部署的。二○○六年世界盃的意大利,二十個outfield players全都上過場,令對手難以捉摸,是致勝的重要原因。
政治有所謂electoral business cycle,意指執政者會跟選舉周期辦事,選舉期近可能派錢或刺激經濟以討好選民,或避免作出政治敏感得罪選民的政策。執政者要連任,最重要是臨選舉前的民望,剛上任時很受歡迎沒有用。經典例子是老布殊 :1988年任總統初期,他曾因海灣戰爭民望頗高,但任期後半經濟下滑,最後輸給克林頓 。
足球大賽也有其周期。最重要是peak at the right time,以及早期打得不好仍可「過骨」。有些球隊像上屆的希臘 ,打到中段開始找到勝利的方程式,在歐國盃,這方程式只要在三場比賽的範圍內不被人拆穿,便可以拿冠軍。另一關鍵是球隊能否在中段建立起奪標的信心。準決賽後,我在想為什麼「神奇教練」軒迪克的成就從來沒有超越過大賽四強。我懷疑關鍵之一,是心理上他不能令球員相信自己真的可以奪標。於是「灰姑娘」球隊如今屆的俄羅斯和二○○二年的南韓 ,到了準決賽自己心理覺得「夠皮」。俄羅斯落後下全沒鬥志、信心和決心,因為他們自己不相信可以每一場踢出對荷蘭的水準而捧盃。
俄羅斯也給西班牙淘汰出局了,由心理學作家轉業為足球雜誌總編輯的甘曼真高(Peter Kamenchenko)大概也像帕慕克那麼沮喪,可他不諱言俄羅斯式國族主義之火在荷蘭「神奇教練」軒迪克(Guus Hiddink)的領導下愈燒愈旺——以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頭像為主體的巨型橫額大舉殺入歐陸每一個賽場,難道還沒有足夠的象徵意義嗎?甘曼真高說得好:這樣的國族主義很昂貴,一幅40米寬的橫額造價高達20,000美元 。
歐洲足球的老好日子一去不返了,垂垂老矣的艾柯(Umberto Eco)還記得他13歲那一年跟隨父親去看意大利甲組足球賽的情景,此所以他在寫於30年前的《世界盃 及其壯麗》(The World Cup and Its Pomps)一文中說:足球長久以來「一直連結覑目的之缺席以及一切事物的浮華」,是「體育的奇觀」。
這篇文章其後觸發了泰方拿斯(Peter Pericles Trifonas)的靈感,寫成了《艾柯與足球》(Umberto Eco and Footfall)這本書,當中說到艾柯將足球閱讀成「文化的神經官能症」(a neurosis of culture),「那是人類精神已然消失的一些什麼,既沒有合理解釋,也找不到有效的治療」,「只有在假日無止境地忍受覑精雅的戲劇衝突的折磨。那就是足球迷的愉悅與詛咒。諷刺的是,這些懲罰都是自作自受的。」
這「足球壯麗說」倒是已故的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不敢苟同的,沒有任何論據足以證明布希亞是足球迷,可他在《魔鬼的透明》(The Transparency of Evil)一書中說:體育本身已跟體育無涉,取而代之的是商業、性和政治;他還暗示電視轉播足球賽是一種「恐怖的超真實主義」(terroristic hyperrealism),真實賽事只可以在真空裏上演,沒有真正的目擊者,卻在無數的熒幕上廣播。這就是他在《完美的犯罪》(The Perfect Crime)所說的科技令人類跟處身的環境疏遠,最終導致人類的自我放逐。
沒有幽靈就沒有現實
足球只能令布希亞聯想到恐怖主義,他在《魔鬼的透明》的另一章《恐怖主義之鏡》(The Mirror of Terrorism)就以1985年歐洲冠軍盃決賽祖雲達斯 對利物浦 一役為例,認為那場足球暴亂導致39人死亡正是戴卓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的「國家恐怖主義」的具體呈現。
艾柯的「足球壯麗說」寫於1978年世界盃之後,而布希亞的「足球恐怖主義說」則寫於1985年,還不到10年,兩位歐洲作家筆下的足球何以南轅北轍?是兩人對足球的態度有別?是電視廣播技術以「超真實」的現場感取代了真實的足球處境?是冷戰時代的末期不可避免的「國家恐怖主義」?還是齊澤克在後戰爭時代所論說的《意識形態的幽靈》(The Spectre of Ideology)在作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