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其說《海角七號》是一部媚俗的電影,不如說它是一部通俗(secular)的電影。如同 Edward Said 所說,通俗作品可貴之處在於對政治意識形態的不妥協。通俗文化嚴肅的地方恰恰是透過平常生活去反映政治的荒謬。恒春不是理想國。當鎮代表洪國榮走進酒店,大罵 BOT(Build-Operate-Transfer,民間籌資興建並營運一段時間後將所有權轉移給政府)時,我們會問這種本地經濟的瓜葛不是在鎮代表會上解決嗎?怎會成為是人與人的角力?
不少港產片和台片的可貴之處在於對政治角力不妥協的精神。Said有句名言:“ ‘Solidarity before criticism’ means the end of criticism.”,姑且翻譯為:「批判思維在『統一口徑』面前終結。」《海角七號》所表達的現代台灣是一個生活化和人性化的台灣。它說明了在現代精神中,人可在生活上憑着勇氣去為自己和他人成就一些美好的事,這是一個人文精神的表現。
是的,愛情往往衍生於一種情境,就像男孩遇到野玫瑰,但最後仍將面對人間的現實與殘酷。劇中人的感情往往是落寞的,勞馬受到妻子離別的創傷後無法再起、水蛙無能掙脫愛情的現實困境,最令人動容的,是明珠抱著大大在海邊用日文唱「給女兒」(a letter from my dad)。這暗示著,大大是明珠與日本人生的女兒,或許母女曾在日本居住,因為明珠遭遇感情上的創傷而回來台灣(水蛙在練團時看到明珠說妳回來了喔,跟別人介紹說這是我同學)。海的那一邊,是大大的父親嗎?而在日據時代能唸中學的小島友子,年老時還在老舊的四合院幫忙家務,孫女受創回恆春還必須委身飯店打掃,也就讓人不禁聯想,那七封情書的背後,的確是只有死亡才能獲得原諒的變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