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旭暉論足球

橙色力量

南方都市報
A02  |   社論  |   政是球非之  |   By 沈旭暉        2010-06-13
烏拉圭足球榮辱之英美史記       

在世界盃揭幕日，除了有南非對墨西哥，也有同組的烏拉圭對法國。提起烏拉圭，新一代可能不了解它曾經也是足球王國，兩度得到世界盃冠軍，世界盃出現前又是兩屆奧運足球冠軍(當時奧運足球是實質上的世界盃)，一度代表足球最高實力，盡管上次奪冠已是60年前的陳年往事。

這輝煌的成績，卻是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烏拉圭處於強鄰巴西和阿根廷之間，在1825年宣佈脫離巴西，和阿根廷合併，併立刻爆發戰爭。戰爭期間，英國積極介入，希望利用烏拉圭作為影響南美洲的基地，不斷挑撥巴西和阿根廷繼續作戰。最終烏拉圭加入阿根廷沒有成功，反而在英國“協助”下于1828年完全獨立，負責調停和背書整個過程的都是英國政客。二戰結束前，美國勢力並未進入烏拉圭，英國才是它的最大盟友。

足球正是在這個時期直接由英國引入烏拉圭。由於烏拉圭和英國關係密切，它高峰期的踢法完全不像南美球隊，反而是典型的英式體力化踢法。烏拉圭國內不少球隊都和英國球隊名字一樣，如也有一隊“利物浦”，以及很多隊“流浪”。所以烏拉圭的成功，某種程度上也被當作英國的成就。那可是烏拉圭歷史上的黃金時期：成為足球王國以外，烏拉圭也一度被稱為“拉丁美洲的瑞士”，靠出口羊毛和肉類維持穩定的經濟增長。

好景不長，烏拉圭足球沒落，同樣和國內外政治局勢大有關聯。當地經濟在20 世紀50年代開始惡化，出口下降，通脹上升，60年代出現左翼游擊隊，令其右翼政府乘機以獨裁面貌治國，並在1972年變成軍政府專政，國內出現大批政治犯，也有大批人才離開。對足球沒有熱情的美國，在這時期成了烏拉圭右翼政府的堅定支持者，有效地把烏拉圭納入反共後院陣營，並牢牢控制烏拉圭經濟體制。烏拉圭右翼政權沒有智利皮諾切特等鄰居著名，但施政高壓如出一轍，也同樣加入了跨國侵犯人權的“禿鷹計劃”。2009年，70年代的烏拉圭軍事獨裁者阿爾瓦雷斯因侵犯人權、犯有37宗謀殺罪，被判處25年監禁，下場比皮諾切特坎坷。

今日烏拉圭重回民主化道路，但無論是足球王國還是英國遺風都已不可能恢複。近年烏拉圭隊淪為南美二流球隊，本屆世界盃也是勉強憑借附加賽才進入32強，沒有任何人當它是奪冠熱門。軍事獨裁是昔日南美政局的常態，但由於烏拉圭不像巴西、阿根廷那樣有大量人才，足球發展依靠政府資助，政局對足球的影響比鄰國更大。烏拉圭也有專門輸出國外的球員，但與巴西和阿根廷不可同日而語。在上世紀末，連烏拉圭國內頂級大球會彭拿路也屢陷破產邊緣，全靠兩次得到軍方勢力入主才生存下去，但訓練水平已和最輝煌的年代差距甚遠；而且有了政治力量干預，足球的自主性也大為下降。烏拉圭中場拉奧斯是今天僅有的效力彭拿路的世界盃代表隊球員，他的水平究竟能否和外流球員相提並論，大家可以在賽事期間仔細觀察。


南方都市報
A24  |   個論  |   政是球非  |   By 沈旭暉        2010-06-14
希臘金融危機與“黑豬六國”球員       

世界盃上演希臘對韓國的比賽，是希臘爆發金融危機後，首次有國家代表隊亮相大型國際賽事。希臘由於出現債務危機，令國家陷入破產邊緣，國民現在平均每人為國家負債接近3萬歐元，政府和贊助商自然都大幅削減足球經費。希臘金融危機成因很多，但一般民衆眼中的民粹演繹，只是政府過度開銷惹的禍，例如希臘公務員可以在40多歲退休和領取終身退休金，只要懂得使用計算機、準時上班又可以得到“獎金”，福利社會的無孔不入程度和國內官僚主義的臃腫，都令人吃驚。今天希臘人忽然要勒緊褲頭，自然十分不習慣，民粹主義自然抬頭，發泄的對象除了國際金融體系，自然就是政府。

希臘因為缺錢，訓練世界盃國家隊的場地已不大符合標準；球隊在世界盃前集訓，也無法籌措到非洲進行適應性訓練的經費，只能在鄰近的瑞士培訓做做樣子。

此外，希臘也沒有資源多踢熱身賽，備戰過程並不順暢。希臘在2004年爆冷得到歐洲國家杯後終於打入世界盃決賽圈，應是舉國興奮的，國家電視台原來打算派20名記者到南非日夜採訪，但現在一切節省，也要把人員減少為8名。假如希臘在小組賽出局，在民粹主義抬頭的今天，政府必然備受千夫所指。

最能體現由經濟天堂打回原形到人間的，自然是希臘國家隊的資深球員，例如2004年的歐洲冠軍代表隊成員門將查爾基亞斯。當年希臘沒有利用主辦奧運和奪得歐洲國家杯的時機，建立可持續發展的體育經濟體系，在風光時刻只是一味派錢，導致今天國家隊直接受金融危機影響，國家決策體制的責任不少。

問題是，發生金融危機的不只是希臘，還有同樣依靠主權債券市場發展、目前同時面對財赤的整個所謂“金豬四國”或“黑豬四國”(PIGS，葡萄牙、愛爾蘭、希臘、西班牙)陣營；在一些經濟學家眼中，這陣營有時還包括其他“豬”，例如意大利，甚至英國(PIIGGS)。然而，對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英格蘭這些同樣打進世界盃決賽圈的“黑豬”而言，世界盃代表隊和隊員根本不受金融危機影響，因為它們的球星的收入早已和正常市場脫鉤，國家隊不完全依靠國家贊助。唯有實力處於歐洲二線水平的希臘隊和它的若干本土球員沒有後著，受金融危機的衝擊就更大。從這角度而言，實力在衆“豬”當中最弱的希臘球員，士氣卻可能最高，因為他們更有實際需要利用世界盃表現自己，建立另一條供求曲線，以求逃離國內的困局。


明報
A21  |   國際  |   咫尺地球  |   By 沈旭暉        2010-06-14
黃興桂球評：被忽略的全球化現象       

筆者由於為有線電視主持世界盃政治的環節，不少朋友以為會遇上傳奇足球評述員黃興桂，其實，我們的時間是不會交接的，但這卻意外讓筆者發現，原來社會對「桂神」的二元評價，比對布殊反恐和政改方案更極端：有球迷託筆者帶藥到錄影廠把他毒啞，「挽救整個世界盃」；也有不看足球的女性朋友成為「桂迷」，高呼「沒有黃興桂的比賽就不是波」。

為什麼會這樣？原因必須從國際關係的高度解讀：無論我們是否喜歡黃興桂，也不得不承認，曾長期在美國和新加坡生活的他，比其他本土評述員擁有國際視野。傳統港式球評不是資料數據式、就是茶餐廳吹水式，唯獨「桂評」結合英式和拉丁式兩大流派，在這個「亞洲國際都會」，顯得格格不入。兩大流派的發展，有其特定社會時空背景，黃興桂把風格同步移植在香港，能否有如全裸變出白兔的魔術師，絕對見仁見智。

英式球評傳統是簡潔，沒有廢話，不帶立場。每有球員觸球，只會讀出球員名字，直到真正的（注意，是「真正的」）關鍵，才加插精煉評論。筆者讀書時，曾聽名宿連尼加評論英格蘭對德國，最終英格蘭獲勝，他才冷冷的說： 「作為專業人士，我知道不能表露情感，但容許我慶祝一聲，Yes！」僅此而已。黃興桂常在兩場比賽之間，甚至在同一比賽內180 度改變對球員的評價，在英國人心目中，卻可算是不帶感情的「專業」。

「廢話」金句哲理勝過時評

這樣的風格，固然與英國內斂的民族性有關，也假定了任何英國人都是足球專家，毋須額外評論纏擾。更重要的是，英國由英女王開始，提倡超然、工作時不帶感情的專業精神：足球作為國技，被認為應反映民族性。小報愈是不放過球星，評述愈冷靜。由於惜字如金，英式評論產生了大量好像很有哲理的金句。著名英國球評Barry Davies 有如此代表作傳世： 「If it had gone in, it wouldhave been a goal」，足以和「桂評」的「今場波邊隊能夠入一粒先，嗰隊就會有優勢」輝映。兩大金句也許都是廢話，但鑽入牛角尖，卻哲理無限，可以解釋為「結果比過程重要的管理型人生觀」，起碼比「曾蔭權在辯論表現出色就會增加支持度」一類時評，予人思考空間。

英式評論又喜歡使用相關語， 即「食字」，偶爾含義不文，例如： 「Julian Dicksis everywhere. It's like they've got eleven Dickson the field」。這教人想起日前「桂評」新金句：身裁矮小的墨西哥守門員除了有龍門柱這個「好朋友」，還「很短」。

英式風格結合拉丁口味

一般球評有了英式風格，就不可能結合拉丁風格，除了黃興桂。拉丁球評可說是英式的對立，完全是個人表演，無論多沉悶的比賽，球評都會抑揚頓挫不斷發聲，而沒有實質內容。球星由後場帶球到前場，拉丁球評就會以超低音頻喃喃一分鐘說那個球員的名字，中邪般「美斯美斯美斯美斯……」；到了入球，又連續一分鐘大叫「goal」，又或「gol-gol-gol」、「goalaaaaazo」等不同變種。這堆毫無意義的發音，就是「神奇、頂級、超卓、有今生、無來世」的原型。

拉丁球評激情澎拜，除了因為拉丁語系崇尚進攻足球，也有其社會背景。按黃興桂的邏輯，拉美語區有三種「不同」社會問題，分別是無財富、不富有和金錢少，需要通過足球讓國民發泄，看不起歐洲那講求戰術、謹謹慎慎的小家子氣風格。沉悶的比賽，肩負了宣泄的社會功能，球評若把比賽如實反映，反而變成不專業。這流派不但主導西班牙、中南美洲，也征服了美國，因為美國球迷多是來自墨西哥的拉丁後裔，把拉丁球評引入美國，成了他們在英語國家的身分認同。假如有人說「呢球有機會呀吓，因為係角球嚟」，拉丁球迷會擔心這是身分的背叛。

桂式全球在地化

在地球，也許唯獨「神級」的黃興桂，想到結合對立的兩大球評體系，這不得不算是全球化時代一大特色，打破了「十二碼一係入一係唔入」的黃金定律。桂式全球化結合還帶有本土色彩， 「蔗渣嘅價錢踢出燒鵝嘅味道」，創意令英評拉丁評甘拜下風，可見他還是全球在地化先驅。說到底，和其他港式世界盃娛樂環節相比， 「桂神」登場，還是可以分辨什麼是國際視野的。問題是，全球化、全球在地化從來極具爭議性，無論從意識形態還是欣賞角度，都讓人愛恨分明，愛者極愛，恨者極恨。特區全球化的通識教材，不但要將「桂評」列為必修，也應邀請黃興桂擔任客席教師，因為只有他有資格和勇氣說： 「球迷們，全球化就是這樣的！」


南方都市報
A24  |   個論╱衆論  |   By 沈旭暉        2010-06-16
當喀麥隆名宿米拉成為政客       

提及世界盃的“非洲雄獅”喀麥隆，相信球迷依然對最著名的喀麥隆名宿羅傑·米拉記憶猶新。他成名于1990年世界盃，當年喀麥隆在揭幕戰擊敗1986年冠軍阿根廷，奇跡般殺入八強，最後帶點冤枉地被英格蘭淘汰，過程中，米拉雖然沒有在揭幕戰出場，卻在其他賽事射入四球，成了超級後備殺手。四年後的1994年世界盃，米拉以42歲的足壇高齡又入一球，成為非洲足球的殿堂級人物。但一般球迷不一定知道，米拉不僅是球王，而且已晉身喀麥隆的“政治國寶”。

非洲球星退休後涉足政壇已成國際風氣，並非僅米拉一人。他們既有國際知名度，又符合平民英雄形象，身家豐厚，讓人相信毋須貪汙，往往比傳統政客更得民望。利比里亞球星維阿在毫無政治經驗的情況下參選總統，進入最終階段，得票第二，就是典型例子。與維阿相比，米拉還要棋高一著，更像一道清流：雖然他屢次被國民提名議員、曾得到足以當選的票數，卻拒絕就任。無論是為球隊拖欠獎金解釋還是為宣傳國策，喀麥隆政府都想到米拉，令他成了總統正式委任的“巡迴大使”。他獲評為“非洲五十年最偉大球員”後，也懂得說“踢球不單是為球隊、為國家，也是為全非”一類泛非主義語言，政治正確的形象深入民心。

在經營形象以外，米拉還是有一定政治手腕的，並非單單民族主義掛帥。他雖然不時高調抨擊足總和勞役非洲球員的“足球黑奴現象”，但也懂得和建制維持“和諧”。數年前，喀麥隆總統比亞競選連任，西方把他描繪成獨裁者，反對派大舉批評他侵犯人權，米拉卻聯同百多名各界領袖聯署，支持總統連任，直接幫助總統渡過危機。當然，比亞是米拉的密友，曾親自干預國家隊行政，目的就是把原已退休度假的米拉重召，米拉也是投桃報李而已，否則也當不上“國家調解員”。

米拉主要政績之一，就是調解喀麥隆最敏感的英語區獨立問題，這是喀麥隆因英、法兩國殖民地合併而遺留的歷史問題。喀麥隆原來是德國殖民地，德國在一戰戰敗，英法瓜分喀麥隆，英國統治的區域形成英語區，法國統治的區域形成法語區 。到了喀麥隆獨立，兩個語區同意合併，不像同樣被英法瓜分的多哥邁向分裂(法語多哥獨立、英語多哥併入說英語的加納)，但英語區的分離主義一直存在，當地聲稱成立了一個“阿巴松尼亞共和國”挑戰中央政府。數年前，米拉代表總統訪問 這個搞獨立的西北省，成了首位訪問英語區的法語總統特使，得到盛大歡迎。訪問 中，他曾經兩次失約，他自己的解釋是“用來測試英語區對國家的態度”，英語區 領導人卻因是他的球迷而給他面子，毫無表示不滿，還強調英法語區活在同一屋簷下，這令法語區放下心頭大石。

米拉式政治有專門名詞形容，名叫“調解主義”，原創自喀麥隆鄰國加蓬的前總統邦哥，簡單來說就是非洲有其“洲情”，不能照搬西方三權分立那套，應通過獨立的“調解員”，解決各種問題。此外，米拉的政治影響力甚至已走向國際。當年國際足協會長競選時，米拉出人意料地支持歐洲人布拉特，而放棄非洲同胞候選人，粉碎了無數非洲人心，卻讓他被國際足壇接納為一個“國際人”，為他在未來發揮更大影響力奠定基礎。有見及此，聯合國亦委任米拉為反艾滋大使，讓他的政治影響力沖出非洲。

當前最為人熟悉的喀麥隆現役球員，自然是現在效力意大利國際米蘭、在西班牙勁旅巴塞羅那成名的隊長兼前鋒埃托奧。他同樣有一定政治觸角，在西班牙期間，成了反對種族歧視運動的代言人。只要喀麥隆在本屆世界盃有所表現，他退役後，完全有潛質像米拉那樣，當上國家調解員。那樣米拉就可安心更上層樓，繼續朝權力階梯邁進。


信報財經新聞
P11  |   世界盃  |   By 沈旭暉        2010-06-16
洪都拉斯：足球戰爭後的暴力與理性       

在世界盃決賽周只是第二次亮相的洪都拉斯，對港人來說十分陌生，也勾不起什麼集體回憶。但在足球政治史上，洪都拉斯卻十分「重要」，因為唯一一場直接由足球戰場引發的軍事大戰，就是洪都拉斯和鄰國薩爾瓦多1969 年的「足球戰爭」。

足球水平此消彼長

當時薩爾瓦多地主和軍政府結盟，由「十四大家族」弄權，為解決境內的貧富懸殊問題，政府鼓勵農民偷渡到鄰國謀生，洪都拉斯是主要目標。這大大加重了洪都拉斯的經濟負擔，所以洪都拉斯在1969 年實行土改，把土地直接分配予一般農民。農民「當家作主」後，急於把薩爾瓦多非法移民趕回祖家，令薩爾瓦多政府焦慮萬分，加上薩爾瓦多左翼游擊隊蠢蠢欲動，要是不先發制人轉移視線，恐怕就要爆發革命。

在這樣背景下，當年兩國恰巧要爭奪墨西哥世界盃中北美賽區最後一席位。於是，足球就不只是足球，球迷也作了作戰的準備。薩爾瓦多先作客洪都拉斯，主隊球迷齊集薩國球員住宿的酒店外製造噪音，妨礙客隊球員休息。

正式比賽洪都拉斯雖勝出1:0，但薩爾瓦多球員認為裁判被主隊收買，賽後球迷擁到球場上毆打球證和球員。到了洪都拉斯作客，主隊球迷照樣在酒店外宣戰，還組成遊行隊伍抗議洪都拉斯政府暴政，這次輪到薩爾瓦多勝出3:0 ，雙方球迷的看台混戰更誇張，兩名球迷傷重死亡。雙方最後在中立國墨西哥踢附加賽，結果薩爾瓦多以3:2 勝出，歷史性晉級決賽周。

鬧出人命後，洪都拉斯驅逐所有境內的薩爾瓦多人──這本來就是它搞土改的目的。兩國斷絕外交關係，半個月後正式開戰。戰爭只持續了六日，武器原始，都是二次大戰美國用剩的過期產品，空軍士兵甚至要徒手拋下炸彈，結果雙方各死一千人，不分勝負，戰事在美國調停下結束。

這並非完全是歷史往事。近年洪都拉斯民主了，但軍人干政的傳統依然沒有完全改變，去年軍方就發動政變，把民選上台、但愈來愈左傾、和委內瑞拉總統查維斯結盟的總統薩拉耶趕下台。近年洪都拉斯的暴力足球傳統同樣沒有改變，不久前，本土聯賽的打吡戰才出現騷亂，造成六人死亡，洪都拉斯隊長古華拉正是來自肇事球隊之一。今年這隊惹火球隊重返決賽周舞台，對其國內治安並不一定是好消息。

然而，洪都拉斯的足球水平畢竟在足球戰爭後進步神速，和薩爾瓦多呈此消彼長之勢；原因之一，正是足球戰爭改變了兩國內部生態：雖然兩國軍政府繼續獨裁、後來同步改革，但洪都拉斯土改畢竟成功了，薩爾瓦多人口壓力則增加了，所以薩爾瓦多內戰延續至上世紀九十年代，洪都拉斯則維持了基本穩定。有這二十年的戰略機遇期，洪都拉斯就是在經濟上不一定發展迅速，最少足球水平也逐漸拋離宿敵。

球員外流中超聯賽

不同層級的外流球員滙返的外匯，從來是中美洲國家的經濟來源，洪都拉斯近年一直量力而為輸出球員，例如目前有多位球員在中超聯賽和中甲聯賽踢球──儘管洪都拉斯和薩爾瓦多和北京都沒有外交關係，而是承認中華民國，正是因為雙方沒有建交，不少內地人對洪都拉斯的唯一了解，就是來自這些中超球員，這對洪都拉斯吸引內地華資多少有幫助。最少，華人對薩爾瓦多的了解更屬一片空白■

橙色力量

信報財經新聞
P18  |   世界盃．國際  |   By 沈旭暉         2010-06-17
法國「施丹主義」遭騎劫        

法國球王施丹的故鄉是阿爾及利亞，相信很多人都知之甚詳，但是位於前宗主國法國對岸的阿爾及利亞，當年與法國的戰爭過程極其殘酷，也極度影響兩國國民的心理結構，卻未必人人知曉。

光環褪色

阿爾及利亞最終雖然獨立了，但它和法國的特殊關係依然繼續下去。一方面，法國在當地維持龐大影響力﹔另一方面，不少法國老兵的阿爾及利亞情結繼續發酵，令「正視戰爭和士兵戰後待遇」成了法國社會的長久課題。近年愈來愈多阿拉伯裔和穆斯林移民進入法國，阿爾及利亞的居民就是主要來源之一，這成了法國社會分化的潛在問題。

施丹雙親都是阿爾及利亞人，父親為了生計才移居法國當倉務員。自從施丹成為法國球王後，法國政府鼓吹「施丹主義」，宣傳像施丹那樣作為新移民後裔，也會完全認同法國大熔爐的平等、博愛等核心價值，又毫無保留地熱愛法語文化，希望以此作為解決國內種族問題的方程式，反擊右翼政團的挑戰。

可是，近年施丹主義的光環在法國本土日漸褪色，因為新移民的經濟狀況愈來愈糟糕，他們認為施丹主義只是一場騙局。與此同時，穆斯林在法國本土爭取保留自己文化的動作愈來愈誇張，希望融入法國社會的誠意卻愈來愈少，在白人右翼主義眼中，施丹主義同樣是一場騙局。結果，無論是法國本土的白人還是穆斯林，都開始不完全把施丹視為自己人。

有趣的是，施丹在故鄉阿爾及利亞的聲望卻持續高企。他當球員時，阿爾及利亞人都阿Q地認為他是為「國家」比賽，法國當年奪得世界盃冠軍的一刻，阿爾及利亞一片「本國」旗海。

人棄我取

既然施丹主義在法國受挫，阿爾及利亞政府人棄我取，開始積極「騎劫」這位傳奇球王，希望借助施丹的形象，讓國家脫非入歐、轉型為地中海國家。雖然這不大可能讓阿爾及利亞加入歐盟的計劃成功，對它爭取成為地中海經濟體系的北非龍頭，卻應有幫助。

近年不斷傳出阿爾及利亞總統親自邀請施丹任教國家隊，據說施丹原來是沒有意欲的，現在卻有傳世界盃後，他就會走馬上任。這自然是政治原因掛帥，但也是施丹主義需要轉型的結果。無論施丹會否走馬上任，上述傳聞都反映阿爾及利亞隊活在施丹陰影之下。

不少阿爾及利亞球員的背景和施丹一樣，都是在法國出生、效力法國球會，只是因為血緣關係，以及沒有被法國國家隊徵召，才選擇代表本國。例如中場新星保迪保斯便曾經入選法國十九歲以下國家隊，只是因為擔心在球星如雲的法國隊沒有前途，才勉強加入阿爾及利亞而已。假如施丹主義正式由法國「過戶」到阿爾及利亞，這類球員將紛紛成為施丹主義的第二代代言人，那時候，阿爾及利亞整個國家身份認同，將出現微妙的改變

橙色力量

沈旭暉：南韓民族主義的「反共愛國足球」

近年南韓隊的球迷熱情已遠超日本，風雨同路的忠誠度又遠超內地球迷，秩序井然得可比示威的韓農，可以說，已成了亞洲球壇最民粹的勢力。我們常以為只有北韓是國家掛帥，其實南韓一模一樣，而且論其潛在發展，甚至猶有過之。

假如南北韓統一，相信未來的韓國民族主義難免直接挑戰日本、中國，成為東北亞隱憂。

政治演繹足球

南韓足球和民族主義拉上關係由來已久，源自1966 年北韓在世界盃的出色表現。當時北韓不但在球場上壓倒南韓打入決賽周，更淘汰意大利打入八強、僅以3: 5 反負當時由尤西比奧領軍的葡萄牙，就是國內經濟的GDP 數字，也同時壓倒南韓。

南韓獨裁總統朴正熙為了反壓對手、提升國民士氣，決定讓南韓中央情報局以特務方式發展足球，成立「陽光照地」特別計劃，挑選二十多名球員一邊灌輸「反共愛國」意識、一邊嚴格受訓，過程威逼利誘、注射營養劑等無所不用其極。我們想像北韓會做的，南韓都會做，像電影的「魔鬼隊」那樣。

計劃並沒有存在太久，但徹底改變了南韓足球的方向，既培訓了一批精英球員，也開啟了國民教育計劃。從那時候開始，南韓人習慣了以政治的高度演繹足球，欣賞角度極其國家主導，無論球員表現如何，都吹捧球隊「神奇、頂級、超卓」。

慢慢地，日子有功，南韓足球逐漸成了東亞、以至整個亞洲龍頭，球場成了南韓民族主義者取得國際優越感的場所。而且，足球狂熱見證了、過渡了南韓整個民主化過程，讓國家政體改變期間，維持了民族的向心力，對維持國家穩定大有功勞。

「亞洲人」未成熟

近年來，北韓足球已不能對南韓構成威脅，加上兩韓關係相對於六十年代已解凍，經常有南韓人提出與北韓組成聯隊參賽，單純的「反共愛國足球」已不合時宜。為了延續南韓足球民族主義的熱情，其頭號對象，卻變成宿敵日本。日本殖民朝鮮半島的歷史不但被北韓渲染，在南韓人心目中也依然記憶猶新，南韓足球水平一直領先於日本，就被賦予高度民族性的解讀。2002 年日韓聯合主辦的世界盃已成歷史，其實南韓申請主辦權時，有這樣的決定：假如獨自勝出自然要慶祝，失敗也要慶祝，唯獨被安排和日本共同主辦就取消慶祝，可見南韓球壇的反日情緒。

近年南韓足球引入西方管理，打破論資排輩的傳統，其實也希望將風氣擴充到其他行業，證明論資排輩的日本模式，已不合時宜。

雖然日韓淵源甚深，但南韓球員不太流行到日本聯賽作賽，情願留在國際關注更少的本國聯賽。目前只有兩名代表隊成員在日本效力，上場入球的後衛李正秀就是其中之一。不少西方記者發現，世界盃時非洲觀眾會為本國以外的其他非洲球隊打氣，明顯有「非洲身份」存在，但亞洲觀眾卻不大會為本國以外的其他亞洲隊打氣，例如不會有南韓球迷大張旗鼓支持鄰國日本。相信要中國球迷集體為日本高喊口號，也不會在可見的將來出現。雖然近年日本提出「亞洲共同體」，但「亞洲人」的概念尚未成熟，這自然與歷史問題與現實政治有關，但與南韓的民族主義足球也有一定互動

http://commentshk.blogspot.com/2010/06/blog-post_18.html

講野無point的人

原帖由 橙色力量 於 2010-6-18  11:29 AM 發表
無論球員表現如何，都吹捧球隊「神奇、頂級、超卓」。

中國足球係咪都需要學習呢?

橙色力量

沈旭暉：斯洛文尼亞足球——「野蠻運動」的政治手術

一般評論常以為所有國家都在推動足球狂熱，以為把足球推到政治的高度，就是各國政府的共同公式。昨天與美國隊對壘的斯洛文尼亞卻是一個反例：對從南斯拉夫獨立不足二十年的這個南歐小國而言，足球因為政治原因，反而一度成了人民唾棄的不受歡迎運動，球員一度被貶低為「野蠻人」而不是人民英雄。對此，該國學者 Peter Stankovic 有詳細研究。

斯洛文尼亞是前南斯拉夫中位置最北的加盟共和國，國民收入相對較高，與資本主義歐洲互動較多，在上世紀七十年代開始，逐漸興起脫離南斯拉夫的民族主義，熱情比後來爆發大規模衝突的波斯尼亞及克羅地亞等國的分離主義更高。

然而，斯洛文尼亞始終不敢公開挑戰高壓的共產政權，凝聚民族情結的工作，就落在文化一類軟層面，更需要能分辨是否「自己人」的運動。

足球一直是前南斯拉夫的體育強項，南斯拉夫隊當年有「歐洲巴西」之稱，成了理所當然的中央國運。

斯洛文尼亞儘管也有自己的地區球隊，隊員卻大多是來自南斯拉夫其他地區的新移民或其後裔，從爭取獨立的角度而言，未免相當政治不正確。

因此，斯洛文尼亞民族主義領袖決定潛移默化的抹黑足球，將足球宣傳為毋須用腦袋、「野蠻人才愛的愚蠢運動」，以暗示擅長足球的非純種斯國人低人一等。

與此同時，他們大力提倡山地體育，因為南斯拉夫其他成員國的山地不多，不會和它競爭，並利用山地體育和瑞士、奧地利等西歐阿爾卑斯山山國拉關係，何況這座山的接壤國還包括法國、德國和意大利，它們都是歐盟核心。於是，在此後二十年，足球在斯洛文尼亞大為衰落，斯洛文尼亞成了最早被西歐在心態上和實質上接受為「自己人」的前南斯拉夫成員。

諷刺的是，自從南斯拉夫解體、斯洛文尼亞獨立成功，它的所有體育國家隊都成了民族主義象徵，包括足球，從前的禁忌開始解凍，加上斯國意外地在歐洲國家盃和世界盃都能進入決賽周，對這小國而言，絕對是超水準發揮，足球狂熱終於從新興起，球員又變回國民偶像，功利的國家主義者，又決定利用足球服務政治。

不過，就是在這前提下，斯國民族主義者依然堅持進行「足球政治手術」：一方面，八年前世界盃決賽周那隊斯洛文尼亞繼續以前南斯拉夫移民及其後裔為主力，但官方對此刻意低調，更在本國足球評述期間為球員改名，好讓本國觀眾不要想太多與愛國無關的東西。

另一方面，由於「野蠻運動」的形象還是深入民心，在知識分子圈子，斯國民族主義者又會解釋球隊有那麼多新移民，正是因為「這正是新移民向上流動的唯一途徑」，本國人因為多才多藝、更愛食腦，才不屑競爭這樣的體力勞動，希望維持本土優越性。

到了本屆世界盃，斯洛文尼亞隊的本土球員比例大增，來自波斯尼亞、長期在意大利和德國踢職業聯賽的前鋒Dedic，就是僅有出生自前南斯拉夫其他地區的代表之一，與八年前相比，「成份」政治正確了很多。無論本屆斯洛文尼亞表現如何，該國足球手術經過四十年的高低起伏，已宣告基本完成：假如表現可以勝過繼承南斯拉夫主體的塞爾維亞，手術效果更是喜出望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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橙色力量

沈旭暉：非洲足球之謎——真的假不了？

世界盃進行至今，一般人期望因為主場之利而會超水準發揮的非洲球隊表現奇差，而且戰意成疑。尼日利亞球員幾乎是故意領取紅牌的舉動劇力萬鈞，喀麥隆負日本的過程也教人難以捉摸。當然，這不代表球賽造假，也許一切都是球員在特定環境下的「正常」發揮，但這畢竟反映了一些典型的非洲管理問題。對此我們可參考Steve Bloomfield 撰寫的《非洲團結：足球如何反映非洲》，以及Ian Hawkey 的《腳的變色龍》。

首先，非洲球隊內部貧富懸殊，通常都有個別超級球星已成億萬富翁，卻同時有隊友在乙組球會效力。這自然會產生不受教練控制的內部權力架構：只要教練部署不合超級球星的意，他們的派系就可能不合作；合他們的意，其他人卻可能不合作，總之空降的外來領隊，不可能輕易駕馭本土流派。但派系如何形成？以喀麥隆為例，球星伊度奧（Samuel Eto'o）並沒有被指控打假波，而且恰恰相反，居然自居足總，在球隊入圍時自掏腰包，向隊友分發獎金，又贈送名貴手表「激勵士氣」。

從政治角度，這卻可以算是赤裸裸的奪權，教人想起海外大學偶爾有名牌教授毋須授課、也毋須親自研究，只需要把經費攤分請人，就建立了「第2 支管理團隊」。這樣的團隊，自然難以有整體效果，什麼戰術、部署，都流於紙上談兵。類似管理問題，在非洲不同政府部門內部普遍存在。

表現不濟反映典型非洲管理問題

球星就是不搞內部派系，也搞外部派系，為自己退休後的後路鋪墊。這自然在各國國家隊都存在，同樣一團糟的法國就是例子，但非洲球隊更欠制度，問題更易以金錢方式表達。喀麥隆曾多次打入世界盃，成績飄忽，每次都為獎金與國內足總角力；在上屆世界盃，首次打入決賽周的多哥更一度因為獎金問題威脅罷踢。然而這並不代表這些球員真的很愛錢，卻反映球員對管理的權威存有根本不信任，他們也許情願沒有獎金，也不希望被中飽私囊。構成這不信任，與他們的切身經歷有關：每支非洲球隊都有和權貴關係密切的重量級人物，像喀麥隆名宿米拿（Roger Miller）1994 年以42 歲高齡入選國家隊，完全是總統親自干涉的命令；本屆尼日利亞的頭號球星簡奴（Nwankwo Kanu）成名多年，因為頑疾痊癒而成了半政治人物，屬於必須入選之列，但據他效力的球會內部傳出，非洲球員都有兩個年齡，他們習慣報小年齡參與世青盃和奧運會，簡奴就被這球會懷疑為可能已達40 歲。上一代尼日利亞球星艾摩卡治（DanielAmokachi），據說有熱線直達總統府。由於上述機制欠透明，球員經常覺得待遇不公，這也是非洲社會發展的問題根源。

隊內貧富懸殊太多權力核心

收入懸殊、管理不善，加上心理不平衡，自然容易滋生貪污，這也不是非洲獨有。賄賂在加納等非洲國家並不普遍，不過在尼日利亞相當盛行。在那裏，貪污是日常生活一部分，騙案頻頻，一般人都不敢使用信用卡，因為「信用」並非日常生活名詞。就是在管治好得多的加納，其隊長艾比亞（Stephen Appiah）在上屆世界盃後曾向記者坦誠，曾有博彩公司提出造假建議，被他婉拒了，但他相信有類似機會的球員多不勝數。假如類似事情發生在西方國家隊，被揭發的機會也許相對大些，但假如非洲球星甲舉報球星乙涉嫌受賄，他大概需要確保自己和自己的近親在其他生活範疇都沒有同樣問題，這並不容易，令「瞞上不瞞下」成了風氣；事實上，整個非洲政壇的貪污制度，也以同樣原則運作。假如國際賭波集團真的要介入世界盃（而這幾乎是毫無懸念的），非洲的主場，就提供了比以往方便的周轉渠道：不要看輕這一點，這對不少被球星聘請為經理人的鄉里，以及他們賴以運作的宗法制度，具有近水樓台的誘惑。

假如這些結構性問題解決了，以尼日利亞、喀麥隆的足球水平，起碼足以挑戰四強；而他們也會不知道在什麼時候忽然水銀瀉地一次，去證明自己的應有實力，這才是球迷又愛又恨之處。但假如這些結構性問題都解決了，擁有豐富資源的人口大國尼日利亞、作為前法屬西非核心國家的喀麥隆，也足以大國崛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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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旭暉：３１：０的加納球王醜聞

西非國家加納是非洲球壇新興勁旅，在一眾打入世界盃決賽周的非洲球隊當中表現最對板，球員士氣看來也最好，這並非偶然。與同屬前英國殖民地的鄰國尼日利亞相比，加納的政治經濟發展要健康得多。假如尼日利亞被當作典型第三世界，加納首都阿克拉就是第一世界級別的發達和整齊，沒有人會無故索取賄賂，治安甚好，政體民主，市面欣欣向榮。當年加納開國總統恩克魯瑪是國際政治明星，雖然後來被推翻，但今天已恢復名譽，依然被認為是領導非洲復興的偉大人物。

近年加納發現石油，舉國上下自信越來越強，相信可取代尼日利亞擔任西非領袖。

越是這樣，加納球壇近年爆發的一宗特大醜聞，才格外讓人惋惜。

醜聞主角阿比迪·比利(AbediPele)大名鼎鼎，是第一代到歐洲球會效力的非洲球員，在上世紀90年代三度當選非洲足球先生，曾協助加納得到奧運足球金牌，是加納史上頭號球王，與喀麥隆米拿、利比里亞韋亞等傳奇非洲球星齊名，在全非洲知名度極高，因此才被視為「非洲的比利」。他退休後，曾被總統提名為加納足協主席而婉拒接受，說是為了有更多時間培訓新人，形象一直十分正面，在球壇更是德高望重。

可是在三年前，比利擁有的一支乙組球隊在加納國內聯賽攸關升班的一場關鍵賽事，竟然破天荒以31：0的籃球紀錄獲得大勝，也就是平均三分鐘入一球，保證令喜歡入球的球迷欣喜若狂；與此同時，另外兩隊同組別比賽的球隊，居然又踢出28：0的結局。沒有任何正常人會相信這是正常賽果，結果，這四支球隊齊齊被加納足總調查，比利被懷疑是操控賽果的幕後黑手。

他本人自然強烈否認參與造馬，暗示這樣瘋狂的比數，只有不懂足球的人才「做」得出來，他這球王自不會如此低莊，聽來邏輯上倒也言之成理。加納朝野也多不希望摧毀這尊得來不易的偶像，因為這會大大影響國民士氣，何況目前加納的23 人代表隊還有比利的兩名兒子入選，分別是踢中場的AbdulRahimAyew和AndreAyew ，可見比利家族已成為加納的足球大族。結果，比利雖然一度被足總裁定賄賂罪名成立，但後來這決定又被高層以「證據不足」為由推翻，大概當局為免牽連過廣，情願手下留情。最終被判終身「停賽」的，卻是參與管理球隊的阿比迪·比利夫人，大概當地人認為女人做出31：0的賽果較為「可信」。
醜聞過後，比利元氣大傷，經常被國內輿論揶揄，因為他破壞了的不只是球王的形象，還有加納作為準發達國家的先進形象。為了重新樹立榜樣，顯示自己和尼日利亞一片混亂、腐敗的不同，加納急需新球王，以填補比利的精神位置。筆者也剛到過當地，言談間，加納人都在惋惜效力英超球會車路士的球星艾辛因傷不能出戰世界盃，因為艾辛不但是舉國公認的新球王，也是當代非洲的最高身價球員。艾辛無疑最適合承擔「新比利」這責任———除了在球場上享負盛名，他也參與國內慈善事業，去年成立了「艾辛慈善基金會」，為國內貧困兒童提供醫療福利。然而，不能在世界盃證明自己，始終令艾辛若有所失。可以說，艾辛的受傷，不只是加納足球的不幸，也是加納政治社會各界的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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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旭暉：《足球小將》動畫與日本軟權力

假如我們期望日本會奪得世界盃冠軍，又或在今天的比賽擊敗荷蘭，相信在日本動畫出現的機會大得多。

雖然日本隊在國際賽偶有佳作，但對務實的日本政府而言，對「偶像化」這批實力逐漸比南韓球員比下去的現役球員似已不存厚望，但也希望搞足球外交。這是因為日本近年努力進入第三世界，在非洲、在拉美都有其身影，雖然比中美等國低調，但也不能忽視，自然急需足以打進這些地區的文化工具。既然活生生的球員不夠爭氣，日本朝野唯有回歸虛擬世界，重新利用我們這代相當熟悉的、一場球賽可延續一年的經典卡通《足球小將》來拓展軟權力。

對此最有心得的政客，自當首推公開自稱「宅男」的前日本首相麻生太郎。麻生太郎任內政績平平，在走馬燈似的日本政壇已開始為我們淡忘，但他以熱愛漫畫馳名國際，卻遺下獨特的政治遺產。據說他就是當首相時，也堅持每周閱讀二十本漫畫，雖然被政敵批評為影響施政思路，卻一度得到不少年輕「御宅族」支持。受麻生啟發，日本研發出「漫畫外交」，希望通過輸出漫畫來影響世界，改變日本在鄰國的形象。

在上述前提下，《足球小將》被日本政府賦予與國際接軌的身份，最具代表性的故事發生在伊拉克。須知日本因為協助美國出兵伊拉克，在中東不太受歡迎，數年前，更有日本青年香田證生被伊拉克游擊隊領袖扎卡維於網上斬首示眾。麻生太郎的應付方案，就是讓外務省免費向伊拉克全國播放《足球小將》，將之包裝為日本與中東貧富大眾的交心項目，希望拉攏伊拉克基層；動畫播放後，日本政府又把日本在伊拉克的運輸車車身印上《足球小將》巨型海報，希望游擊隊或恐怖分子看在「世界足球大團結」的面上，手下留情。據說，從此這些日本運輸車倒也真的沒有遇上襲擊，不可謂不神奇。

當然，無論有沒有麻生太郎，足球小將早已「陰謀」國際化，不過以往的輸出對象並非中東而已。《足球小將》原來的主攻地區是歐洲和拉丁美洲，有不少著名粉絲。現役阿根廷國腳阿古魯、即球王馬勒當拿的女婿，也是從小看《足球小將》長大，據說小時候以《足球小將》主角戴志偉為偶像，被家人笑稱長得像那位日本卡通人物，居然把自己的綽號改作日文的「Kun」，並將之印上正式球衣（Kun Aguero），成了日本「足球小將外交」的最成功宣傳。此外，意大利球星托迪也自稱因為《足球小將》才投身球壇。

說到底，《足球小將》的國際化絕對比日本足運成功。在這動畫的世界篇，施丹、費高等世界球星居然紛紛被放進劇情，被安排與虛構的日本「巨星」惺惺相惜，雖然「抽水」成分甚重，加上和日本隊的現實表現構成重大反差，但確實讓日本擠進國際足球的門檻。事實上，太重日本特色的動畫都難以打進國際市場，但通過足球這國際語言，日本軟權力卻成功弘揚海外。
我們可以想像，假如真正的日本球員在世界盃有同等表現，在動畫宣傳的緊密配合下，隨之而來的國際經濟效益和文化影響，必然比南韓球員得到同等成績更大。可惜，現實世界畢竟沒有「一飛衝天彈跳射球」，守門員就是懂空手道，也不可能反方向走向另一條門柱來反彈接球，《足球小將》的軟權力有其先天瓶頸，內地民族主義者大可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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橙色力量

沈旭暉：新西蘭「屈機」之謎——大洋洲賽區應獨立存在嗎﹖

以新西蘭國家隊的實力而足以進入世界盃決賽週﹐和衛冕的意大利同場演出﹐觀眾必須面對現實﹕這完全是無心插柳的政治懸案。當澳洲因為半經濟、半勝算考慮而「脫洋入亞」﹐加入亞洲賽區﹐大洋洲剩下的球隊可謂毫無競爭力。在一般人聞所未聞的曲克群島、湯加王國、瓦魯阿圖、所羅門群島當中﹐居然有兩名代表隊成員 Elliot和 Mulligan還在待業的新西蘭﹐就足以輕易「屈機」﹐毫無懸念的在大洋洲封王。

問題是﹐我們應該怎樣看待這些大洋洲島國﹖是否因為它們處於世界邊陲﹐和其他地區缺乏交流﹐安排對賽交通不便﹐就要將它們當作一個與別不同的整體﹖論人口﹐這些國家加起來﹐才勉強超過一千萬 ﹐就足以擁有半個席位﹔相反﹐在亞洲區﹐平均數億人﹐才可分得一席﹐如此資源運用﹐並不符經濟效益。

論實力﹐不用說﹐這些球隊一律屬於超級魚腩﹐沒有多少大洋洲球隊排名比香港更前﹐以往的大洋洲國家盃「決賽」﹐紀錄可以是澳洲勝出的5:1、6:0﹔更具指標性的是﹐整個大洋洲賽區都沒有一個職業足球聯賽﹐職業足球員自然大是寥寥。

論「大洋洲足球」本身的身份認同﹐這些島國之間極少舉行友誼賽﹐大洋洲足總本身的業餘味道也極濃。至於大洋洲新任龍頭新西蘭國內的唯一頂級足球隊﹐卻選擇加入澳洲聯賽比賽﹐也就是已在亞洲賽區成員國內比賽﹐實在毫無自己的主體身份。

論受歡迎程度﹐大洋洲唯一能登上國際舞台的運動只有攬球﹐最受歡迎的體育項目也只有攬球。不少足球員的比賽風格都像是在打攬球﹐因為他們根本就是「順道」由攬球運動員轉型的。在每場大洋洲世界盃足球外圍賽﹐觀眾大多只有一、二百﹐氣氛比香港的旺角球場也不如﹐未免過份兒戲﹔而這些所謂外圍賽﹐還是與大洋洲國家盃同步進行﹐以省「麻煩」。

無可否認﹐在全球化時代﹐大洋洲島國的唯一出路﹐就是像澳洲那樣融入亞洲﹐加強亞太區域整合﹐才可能不被遺忘。否則島國塘水滾塘魚﹐無論是足球、還是經濟﹐只會停滯不前﹐特別是它們的天然資源近年已逐漸被開發殆盡。澳洲脫洋入亞﹐就是明白了不能永遠關起門來當皇帝﹐但對新西蘭、斐濟與巴布亞新畿內亞而言﹐又何嘗不是﹖

何況當澳洲加入亞洲區﹐有九成多土地位處亞洲的哈薩克卻選擇加入歐洲區﹐屬於南美洲的蘇里南、圭亞那在中北美加勒比海賽區比賽﹐新西蘭在大洋洲橫行無忌﹐反映根據地理劃分的足球傳統已備受挑戰。各國屬於什麼洲份﹐已不再是簡單的地理問題﹐而是複雜的國際政治經濟整合問題。本屆全軍覆沒的西亞國家要是心有不甘﹐理論上﹐同樣可以要求從亞洲賽區獨立﹐在國際足協內部成立獨立賽區﹐起碼它們的獨立主體性和足球水平都遠超大洋洲﹔新西蘭在本屆附加賽淘汰西亞國家巴林晉身決賽週﹐原來就超出一般球評想象﹐但相較下﹐巴林打進附加賽之路﹐可要困難得多。為大局著想﹐新西蘭足總應有自知之明﹐像開明香港功能組別議員那樣﹐主動要求改變偏袒自己的制度﹐這樣﹐會比出盡全力奪得世界盃第一分更得到世人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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橙色力量

沈旭暉：瑞士可以擔任世界足球首都多久﹖

瑞士隊首仗擊敗西班牙﹐表現予人驚喜﹐但傳統上﹐它畢竟只是歐洲二線球隊。然而﹐起碼在行政角度﹐瑞士卻是世界足球的「首都」﹐國際足協和歐洲足協的總部都坐落瑞士﹐因此﹐眾多國際球壇的重大決定都在瑞士發生。瑞士有這個資格﹐源自它的永久中立國身份﹐因此一般人經常以為瑞士人愛好和平、不好勇鬥狠﹐球員也斯斯文文。但這一切都是誤會。

歷史上﹐瑞士昔日的謀生渠道﹐就是向歐洲各國輸出真實作戰的僱佣兵﹐同時也接收鄰國的僱佣兵﹐因此﹐瑞士人反而以強悍、多元著稱。梵蒂崗天主教廷的瑞士衛隊今天依然在保衛教宗﹐見證了瑞士這個殘存身份。而且瑞士國內人人持槍﹐槍械的氾濫程度比美國更嚴重﹐兒童也懂得以武力自衛﹐並非沒有排外性、沒有鬥心的和平使者。表面上﹐這些傳統並不容易在瑞士足球隊體現 ﹐但我們也不能忽略瑞士隊的多元成份﹐像上仗鋒芒畢露的前鋒Derdiyok﹐就是來自土耳其的庫爾德族人。

雖然瑞士宣佈「永久」中立﹐ 奇跡般安然渡過一戰和二戰﹐但在全球化時代﹐中立已越來越困難。9/11後﹐美國逼瑞士配合它的所謂「金融反恐戰」﹐瑞士銀行被逼凍結一些恐怖分子資金﹐ 開始令瑞士人警覺今非昔比﹐布殊的威脅﹐居然比希特勒更切身。2002年﹐瑞士不得不通過公投加入聯合國﹐成了最晚加入聯合國的主要國家﹐而拒絕進入聯合國這原來是瑞士堅持中立的底線﹐反映它的中立傳統已備受挑戰﹐再過十數年﹐很可能「有今生無來世」。

隨著世界地緣政治重心開始移向亞洲﹐ 也隨著主權的概念越來越模糊﹐擁有大量國際組織總部的瑞士﹐不可能永遠不受挑戰。不少國家、城市都希望取代瑞士成為世界首都﹐或起碼希望搶去個別的總部﹕ 畢竟這是影響國際局勢的捷徑﹐也是進行各式外交的捷徑。我們倒也不必妄自菲薄﹕甚至擁有「次主權」身份、處於中西交界、成功令陳馮富珍變身為國際領袖的香港﹐也足以爭取個別範疇的國際首都角色﹐因為沒有了絕對的中立、興起了非國家個體﹐瑞士在國際社會的不可取代性﹐已越來越低。

在足球層面 ﹐亞洲足協年前就有「遷都」議案﹐西亞國家希望把總部遷離馬來西亞吉隆坡﹐以獲得更高的國際地位﹐阿聯酋、卡塔爾等都希望大灑金錢爭奪。瑞士蘇黎世要保住目前的「國際足球首都」地位﹐同樣早晚會面對挑戰﹐特別是國際足協近年屢屢爆出貪污醜聞﹐假如新任會長要樹立「強政厲治」的新形象﹐「遷都」會是與腐敗舊官僚決裂的最好姿態。此外﹐假如未來非洲或其他地區的新興足球勢力冒起﹐為滿足其國內民族主義、民粹主義﹐同樣可能要求作出「政治正確」的遷都要求。因此 ﹐瑞士足球隊在世界盃的表現﹐就有了更深的含義﹕假如瑞士受惠於國際足協任何制度﹐會是最瓜田李下的被批評對象﹔假如瑞士隊表現太差﹐又會成為不足以承載國際足協的理由。幸好瑞士球壇歷來相對平和﹐沒有太多出格新聞﹐才一直沒有人對國際球壇遷都大做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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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旭暉：「超霸鷹」不能崛起的大國夢

筆者剛從西非尼日利亞回來﹐期間多有與當地人交談﹐明白熱愛足球的當地人對世界盃無疑十分重視﹐但普遍並不看好這隊國家隊﹐依然在回顧九十年代那隊有球星艾摩卡治、耶堅尼等坐鎮的真正強橫的「超霸鷹」。尼日利亞作為非洲唯一人口過億、擁有豐富石油資源、作為西非聯盟軍隊主力的潛在超級大國﹐近年足球實力未能更上層樓﹐反而屢屢令人失望﹐球員在大賽每多反常行為﹐絕對和國內一片混亂的政治經濟政策大有關聯。

在尼日利亞﹐無論在商店、在海關、在酒店、在飯堂﹐到哪裡也有人索取賄賂﹐是為國家一大「特色」﹐如此風氣﹐並非所有第三世界國家都存在﹐起碼為筆者到非洲十多國所未見。像筆者曾乘坐其內陸機﹐到達機場時已遲到﹐但只要應付那些「協助」登機的人﹐依然可以施施然啟程。至於從邊境坐車到市中心的路﹐更經常有自稱便衣警察的人隨意攔截﹐說是「搜查毒品」﹐自然也是索取過路錢。

雖然尼日利亞天然資源豐富﹐但由於軍人長期干政﹐文官又缺乏安全感﹐不少國家石油收入都被中飽私囊。這既令盛產石油的地區尼日爾三角洲爆發獨立運動﹐經常出現綁架、勒索﹐華人更是頭號目標﹐也令這個石油大國極諷刺的時刻停電﹐甚至連作為經濟命脈的輸油管也經常爆炸﹐爆炸的原因既有日久失修﹐也有人為成份。可以想象﹐尼日利亞國內足球訓練的條件﹐自然好不到哪裡。

即使以非洲的標準﹐尼日利亞的管治能力﹐也比加納、烏干達等國家差得遠﹐其城市市容的凌亂程度﹐教人想起亞洲的人口大國印度。月前病逝的尼日利亞總統阿杜亞已被視為近年少有的有所作為領袖﹐國內基建在其任內據說已改善良多﹐十年前的尼日利亞究竟如何﹐更是難以想象。

這樣的政壇貪污風氣﹐自然無可避免的蔓延到球壇。想當年﹐尼日利亞是1996年的奧運足球冠軍﹐球星如雲﹐在1994年世界盃打入16強、僅負意大利 ﹐1998年世界盃更以小組首名出線﹐原來是奪標黑馬﹐卻在16強以1:4意外大敗予實力平平的丹麥﹐舉國上下深信必有「內情」﹐自此尼日利亞足運一蹶不振。

在本屆世界盃﹐一度爆出有尼日利亞球員賄賂前領隊要求入選的醜聞﹐如此明目張膽的低檔次賄賂﹐反映賄賂風氣早已成為尼日利亞日常生活的一部份﹐一般人習以為常﹐根本不認為這做法有問題。與此同時﹐個別入選的星級外流球員在政府又有後台﹐根本難以被調動﹐而這可是尼日利亞的傳統﹕昔日名將艾摩卡治據說就直接受總統府遙遠指揮﹐完全視教練如無物﹐那些永遠只能獲得短期合約的外國教練﹐包括現任來自瑞典的老教練拿格碧克﹐自然難以駕馭那些不賣賬的本國人。在本屆世界盃﹐狀態下滑、但名氣最大的尼日利亞老將簡奴﹐就明顯是不能不入選的球員。有這樣一堆潛在問題困擾﹐加上國內獎金永遠成疑﹐球員經常擔心獎金被足總高層私自侵吞﹐比賽始終患得患失﹐團結和士氣自然大受影響﹐結果﹐尼日利亞始終發揮不了應有的實力。其實國際關係的尼日利亞大國夢﹐何嘗不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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橙色力量

沈旭暉：斯洛伐克的天鵝絨獨立

斯洛伐克首次以獨立身份進入世界盃決賽週，而且還是在外圍賽直接淘汰昔日的兄弟捷克共和國，大家也許以為，這是斯洛伐克民族主義的勝利，就像是當年克羅地亞分裂自南斯拉夫的勝利。歷史上，斯洛伐克民族主義無疑一度強盛，特別是在二次大戰期間，希特勒為了有效管治捷克斯洛伐克，命令斯洛伐克人獨立建國，成為納粹的附庸。斯洛伐克的獨立足球隊，就是在那時首次露面。這經歷一方面刺激了斯洛伐克人當家作主的願望，另一方面大量加添了他們和捷克的矛盾，那些二戰期間的「獨立領袖」，也自然在戰後被當作賣國賊處決。類似例子還有克羅地亞，也是納粹在二戰期間扶植的附庸國，這可以算是南斯拉夫最終解體的其中一項遠因。

其實，在當代國家分裂案例當中，斯洛伐克的獨立過程最為「和平理性」，完全是兩國當時的執政黨談出來的，並沒有出現大規模群眾運動，也沒有出現大規模分裂傷痕。斯洛伐克獨立後，經過短暫陣痛，和捷克的關係維持極佳，雖然主權身份清晰，但兩國也可以算是「兩國論」那樣的「特殊國與國關係」，兩國新總統就職例必先拜會對方，離任前也例必以對方為最後出訪地。捷克人在斯洛伐克工作毋須簽証，經常在週末到當代地渡假，心態上，還在當對方是兄弟。原捷克斯洛伐克的國內經濟資產，則以人口比例的2:1分家予兩國，但在這全球化時代，分家自然不可能徹底，反映兩國人民依然無分彼此，關係甚至比正式統一時更好。因此，兩國分裂過程被稱為「天鵝絨分手」，以與哈維爾領導、捷克斯洛伐克數年前終結共產主義的不流血「天鵝絨革命」相輝映。捷克的和平形象在國際社會深入民心，斯洛伐克由於沒有哈維爾那樣的領袖，承繼不了同等形象，但其實在歐洲也以民族精神務實理性著稱。

值得注意的是，世界盃官方並不當這次是斯洛伐克首次進入決賽週，因為捷克和斯洛伐克同意共同繼承原有聯盟的所有國際遺產，而不是交由捷克共和國單獨承擔，所以聯隊的往績，就直接轉移到兩國身上。我們直覺以為捷克是昔日聯隊的主力，其實斯洛伐克球員的貢獻同樣大，在1976年的那隊歐洲冠軍隊也是主力。

自從兩國分別加入歐盟，某程度上，其實已重新統一在更大的框架之下。近年兩國又與匈牙利、波蘭結成「V4」中歐同盟，更打算日後合用領事館以節省資源，可見整合之大勢所趨。在上述背景下，捷克和斯洛伐克以聯隊方式參與世界盃的提議一直存在，兩國球員、教練之間多有合作，相互關係似是英格蘭之於蘇格蘭，而不像俄羅斯之於烏克蘭、塞爾維亞之於克羅地亞。經過十多年發展，捷克和斯洛伐克居然被編在歐洲外圍賽同組，實力相若，這本身就相當具有歷史意義。可惜在外圍賽屢見建奇功的斯洛伐克老將Karhan沒有入選最終代表隊，他曾親身見證國家隊以獨立身份在1995年首次戰勝捷克，會比現在這批年輕球員，更明白兩國由分居到重新同居的複雜心路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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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旭暉：杜奧巴終結科特迪瓦南北戰爭

「象牙海岸」為什麼要音譯為「科特迪瓦」﹖這問題縮影了科特迪瓦近年的南北分裂﹐也說明足球成為這個國家維持統一的共同語言。科特迪瓦在1960年從法國獲得獨立時﹐是世界的最窮國之一，人均GDP只有150美元﹐但到了1980年， GDP升值9倍，高達1200美元，20年來的增長率都高於7%，令象牙海岸成為西非最富有的國家、也是最資本主義化的國家。

作為前法國殖民地﹐象牙海岸原來與英屬「黃金海岸」(今日加納)、法屬「奴隸海岸」(今日貝寧)屬於同一「系列」﹐為西方提供不同寶貴資源。獨立後﹐象牙海岸忠實厲行了法國非洲代言人的身份﹐開國總統博瓦尼長期是法國總統府上賓﹐兩國連國旗也極度相像﹐一時間﹐有了西非法國之稱。雖然象牙海岸境內有六十多個民族﹐但族群矛盾並不嚴重﹐一切欣欣向榮。

這樣的經濟奇跡增長，主要歸因於兩大策略﹕一為農業多樣化，也就是分散發展不同農產品，避免過分受國際市場波動影響，同時抗拒轉型為純工業國家的誘惑﹔二為非國有化，也就是大量引入外資財團，拒絕實行帶民族經濟意識的國有政策，公然在冷戰高峰鼓勵資本主義，並特別重視前宗主國法國的利益。今天看來，這些策略是普通常識，但在40年前新近獨立的非洲各國看來，象牙海岸卻是反正道而行，算得上是預視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先驅。

不過﹐隨八十年代國際農產市場萎縮，其他第三世界國家在「開放市場」的口號下又集體淪為跨國財團殖民地，冷戰結束﹐全非洲都實行同一經濟自由化政策﹐部份西方援助的附帶要求越來越多﹐象牙海外的經濟開始惡化。此時﹐當權33年的博瓦尼又同時病逝﹐國家大方向開始根本改變﹐天堂開始變成地獄。新總統貝迪埃面對這形勢﹐唯有訴諸民粹﹐決定鼓吹「科特迪瓦主義」﹐將經濟問題歸咎於外勞﹐通過修憲建構所謂「純種科特迪瓦人」(Ivoirite)的概念，規定不是出生在本國、或父母任何一方沒有科特迪瓦國籍，都不是國家「公民」。象牙海岸的英文名稱在八十年代末開始廢除使用﹐但在九十年代才得到嚴格執行﹐因為好些「非純種科特迪瓦人」連法語也不懂。

族群歧視自然流弊良多，最大問題是誰是「純種象牙人」已經不可考，反對黨領袖認為修憲是度身訂做，他們各自對「公民」有不同演繹。結果﹐大量來自北方鄰國布基納法索的新移民和後裔被剝奪公民資格﹐包括那位新總統的頭號政敵﹐國家迅速分裂為南北。最終﹐由新移民控制的北部軍隊在2002年9月19日發動兵變，背後有祖家布基納法索支持，是為科特迪瓦的「919事件」﹐這距離博瓦尼之死﹐不足十年。自此國家爆發內戰，一分為二，南北分治，法國和非盟多年調停不果，全國性的民主選舉被不斷推遲﹐直到近年才勉強維持局面﹐有了形式主導的民主選舉舉行。

長期居於法國的科特迪瓦隊長杜奧巴在內戰最嚴重時才選擇代表國家﹐愛國形象深入民心﹐因此每當他被批評對國家隊貢獻不及在球會﹐都感到特別委屈。但他被稱為救世主﹐並非單單因為效力英超球會車路士、當選兩屆非洲足球先生的國際知名度﹐而是他曾直接參與和平進程﹕科特迪瓦歷史性打進2006年世界盃決賽週時﹐他多次呼籲交戰雙方停火﹐雙方果然也停了火﹐令他成了和平功臣。後來﹐他主張在叛軍控制的地區進行非洲國家盃外圍賽﹐以促進國家和平統一﹐被視為製造了奇跡。此外﹐他在國內成立了眾多慈善基金﹐在國家隊的地位極其超然﹐更在2010年被美國《時代》雜誌選為世界最有影響力100人之一﹐這是球員少有的榮譽。

1 comments:

keisuke 提到...

    之前作者沈旭暉寫了一篇文章, 題目係: 足球小將 動畫與日本軟權力, 文中提及
    "假如我們期望日本會奪得世界盃冠軍，又或在今天的比賽擊敗荷蘭，相信在日本動畫出現的機會大得多。既然活生生的球員不夠爭氣，日本朝野唯有回歸虛擬世界"
    文中似是嘲笑日本足球. 不知道是否巧合還是日本足球隊睇完 文章後對作者沈旭暉的回應, 係之後的賽事日本隊show off足球才華, 對丹麥的賽事以3比1的戰果輕鬆勝出, 已今届世杯的表現日本展示出現今日本足球是多麼的強大.
    其實足球小將 作者高橋陽一的作品從不誇大日本在足球上的成就, 在"足球小將"的日本隊最佳成績係奪得世青杯冠軍, 而在足球小將出版後幾年日本就奪得世青杯亞軍. 這樣不知是否高橋陽一看透了日本隊所潛在的強勁實力.

http://commentshk.blogspot.com/2010/06/blog-post_26.html

沈旭暉：扎伊爾慘敗 0:9 與朝鮮慘敗 0:7

世界盃小組賽結束，三戰全敗、得1 球失12 球的朝鮮（北韓），鐵定在本屆32 強敬陪末席。北韓首戰僅負巴西1：2，巴西前鋒卡卡說「北韓有力擊敗葡萄牙」，金正日龍顏大悅，破天荒安排全國電視直播第二場比賽，令全國人民目睹國家隊慘敗0：7，千萬網民深信外媒流言，擔心這些北韓球員回國後當礦工……這故事起承轉合戲味甚濃，肯定會成為足球世界百年經典，也是電影改編的理想題材。但上述劇本並非首次出現，早在1974 年的西德世界盃已原汁原味上映過一次，當時的主角同樣神秘，就是來自非洲中部的扎伊爾，即今日的剛果民主共和國。

1960 年代，剛果和今日北韓一樣，是國際頭條的常客。它原來是比利時殖民地，比利時撤退後爆發內戰，最終美法共同支持的蒙博托1965 年上台，成了執政30 年的獨裁者，並於1971 年推行本土化運動，改國名為「扎伊爾」。扎伊爾天然資源極多，雖被戰爭弄得一貧如洗，但由於蒙博托早年十分在意國際形象，他那時的風評倒相對正面，與 1990 年代被西方拋棄時的聲名狼藉不可同日而語。在這前提下，扎伊爾足球隊成了蒙博托宣傳政績工程的重要工具，因為扎伊爾是1960、70 年代的非洲足球領袖，創造了不少輝煌歷史，例如1968 和1974 年兩贏非洲國家盃，又於1969 年創下大勝贊比亞10：1 的非洲紀錄。1974 年世界盃，扎伊爾在外圍賽連番淘汰對手打入決賽周，成為史上首支代表非阿拉伯裔黑非洲的國家隊。蒙博托在球隊奪得非洲國家盃時，不但對每位隊員贈送洋車，更以總統專機把他們接回國慶祝，期望世界盃令扎伊爾聲望更上層樓。

可惜童話故事就此結束。扎伊爾在首戰以0：2 負於蘇格蘭，當時球隊依然口碑甚佳，蘇格蘭球員對扎伊爾表現讚不絕口，認為大家低估了這支神秘隊，和北韓以1:2 敗給巴西後的輿論十分相像。想不到扎伊爾在第二場打回原形，竟以0:9 敗給南斯拉夫，足以與南韓1954 年以同樣比數慘敗於匈牙利齊名。據球員在蒙博托被推翻後回憶，慘敗後，蒙博托派了私人衛士到西德，封鎖他們住的酒店，恐嚇球員要是在最後一場以4 球以上負於衛冕冠軍巴西，「你們就不要回國了」。結果扎伊爾「僅負」頗有人道主義精神的巴西0:3，以得0 球失14 球的戰績黯然回國。自此扎伊爾足球一蹶不振，成了非洲二線球隊至今。

扎伊爾球員藉慘敗揭國內貪污

這故事雖也被當作世界盃鬧劇，令非洲球隊的實力被嚴重低估，但我們不能忽視它對扎伊爾進步的積極作用。據球員回憶，0：9 的戰果絕不尋常，原因是他們發現薪金與獎金都被當局侵吞，早醞釀罷踢，後來勉強出戰而士氣全無，行為就是希望向世界揭發扎伊爾外強中乾、貪污盛行的現象。比賽期間，有扎伊爾球員故意拿黃牌，也是希望以誇張行為爭取注視。事件對蒙博托的國際聲望打擊甚深，也令扎伊爾貪污問題廣為人知，他唯有大幅調整對「足球工程」的支持，希望降低對國際社會的透明度，以免其他國內問題被一併揭發。事實上，蒙博托大搞個人崇拜，改名為金正日式的「戰無不勝的偉大將軍」，侵吞國庫於個人瑞士銀行戶口，國內人權極差，原來並沒有自信開放國家。世界盃的慘敗，總算令鬧劇暴露人前，也令習慣了被宣傳勝利的本國人民明白，蒙博托和其他軍閥不過一丘之貉。原來視蒙博托為慈父的球員從此覺悟，影響所及，國民也慢慢夢醒。

朝鮮世盃曝光 引起國際揭秘

當世界恥笑北韓不自量力慘敗，這也是北韓被迫透明化的里程碑：一方面，國際社會明白了北韓舉國體制如何運作，證明了北韓物資果然極度短缺，因為北韓沒有使用國際球壇常用的保健科技，讓球員迅速恢復體力。另一方面，國際媒體一旦發現鄭大世以外的本國球員不但不用當礦工、卻反而是軍方既得利益集團成員，更會明白北韓「先軍主義」是什麼回事，這對各國調整北韓政策大有幫助。更重要的是，假如報道屬實，北韓人民畢竟有機會看直播比賽，這會是北韓人首次集體接收和官方宣傳相反的劃時代事件，可能成為北韓人覺醒的第一粒種子，也加強了他們接觸外間世界的欲望。因此C 朗拿度對世界作出了積極貢獻，值得嘉許，美中不足的是刷新不了扎伊爾、南韓的0：9 紀錄，傳訊效果有了局限，也反映北韓球員比承認「第二場比賽隨時可以失20 球」的扎伊爾球員專業、可愛；金正日的主體思想，畢竟比蒙博托的扎伊爾主義可畏。

http://commentshk.blogspot.com/2010/06/09-07.html

橙色力量

沈旭暉：墨西哥老將白蘭高的「阿茲特克商標」

年屆37 歲的墨西哥老將白蘭高（CuauhtemocBlanco）因為馳名註冊商標「夾波跳」（或青蛙條）為香港球迷熟悉。在本屆世界盃，他出人意表的入選代表隊，雖然每當他後備上陣，都會被本地評述連番嘲笑他年紀老邁，但他在墨西哥德高望重，也是晉級的功臣。他廣受歡迎，除了因為球技出色，也因為他被認為能代表墨西哥原住民阿茲特克人，也就是墨西哥歷史最輝煌的一頁。

阿茲特克帝國原來是中美洲的大帝國，和瑪雅文明齊名。帝國在16 世紀被西班牙人科蒂斯所滅，這是西半球的歷史大事。阿茲特克全盛時管治殘暴，活人祭祀的儀式相當血腥，但科蒂斯把它滅得同樣殘暴，以致血流成河，加上帶來了當地人沒有免疫能力的新疾病，令阿茲特克人口空前銳減，可算是人類史上最恐怖的大屠殺之一。西班牙人剛到達時，被阿茲特克人誤以為是天神，接下來發生的故事相當悲壯，大家可以隨便找歷史書重溫，重溫時，要注意兩大重點就是：一是科蒂斯的道德水平在殖民者當中也是極低，二是阿茲特克原來的管治似乎也極不受歡迎，因此才會有眾多本地人倒戈。

無論如何，末代阿茲特克年輕皇帝瓜特穆斯（Cuauhtemoc）在上任皇帝被西班牙人以陰謀詭計活捉後，臨危受命，領導國人以弓箭負隅頑抗西班牙的火槍，連番激戰，還是被擒獲。這短暫歷史，屬史詩式的可歌可泣。他被擒後，最初還被保留皇帝身份，卻被百般侮辱，又被西班牙軍以酷刑逼問黃金所在，最終還是以謀反罪名被處死，至今被墨西哥人視為最值得尊敬的民族英雄，他的銅像在墨西哥隨處可見。在流行文化，他也以外貌雄偉的年青偶像姿態出現，早已與捷古華拉一類符號混雜在一起。

瓜特穆斯這名字成了國家傳奇，而白蘭高的名字，正是「瓜特穆斯」；他的夾波絕技，也被正名為「瓜特穆斯絕技」。此外，每次白蘭高入球，都有招牌式模仿彎弓射箭的動作慶祝，他最初表示這是純粹開玩笑，但後來修正說法，透露這是向瓜特穆斯、墨西哥原住民和整個阿茲特克文明致敬。這說法也被公開刊登在他效力球會的官方網頁內。

諷刺的是，經過數百年民族融合，今天已難以找到純正阿茲特克後裔，他們和西班牙人早已混血得無分你我。因此，墨西哥一直不敢高調宣傳反西班牙民族主義，畢竟今天的墨西哥人繼承了兩大血緣，西班牙人也是他們的共同祖先。全靠官方論述肯定了這一點，才避免了盲目排外的「阿茲特克民族主義」出現；今天墨西哥人的仇恨對象也絕非血脈相連的西班牙，而是百多年前侵佔了其一半國土的美國。

但阿茲特克的光榮畢竟遠超今日墨西哥，這段被浪漫化的古代歷史已變成文化符號，任何墨西哥人要宣示愛國，都會使用相關圖騰；1986 年墨西哥主辦世界盃時，也把官方足球命名為「阿茲特克足球」。

有了這些淵源，白蘭高又半推半就的成了阿茲特克代言人，就算是他在球場上再跑不動，而且據說私生活頗有爭議，他的精神魅力，在有政治頭腦的墨西哥領隊配合下，已足以讓他穩佔本屆代表隊一席位

http://commentshk.blogspot.com/2010/06/blog-post_3192.html

沈旭暉：英式足球 永遠不能流行美國？

美國隊以小組首名打入十六強，取代了被英國球迷以為預留給英格蘭的位置。然而，無論美國足球隊世界排名如何，甚至就是奪得世界盃，或再多十個貝克漢姆一類的世界級球星效力(曾幾何時巴西球王貝利也效力美國大聯盟)，相信英式足球依然不可能取代美式足球(編者按：美式足球又譯橄欖球)大盛于美國，因為這涉及四大結構性原因。

首先是孤立主義：雖然各種當代球類運動都是從歐洲傳至美國，但美式足球出現了自成一國的規則，主要源自19世紀末期對其他球類運動的改造。美國早于1823 年發表“門羅宣言”，宣佈“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以防止歐洲影響再滲透。數十年後，美國通過“西漸運動”統一北美本部，急於尋找與拉丁美洲、歐洲都不同的國技，以示自己已成為超級大國。到了20世紀初期，孤立主義盛行美國，舉國上下更希望捍衛自己的體育運動，不希望鼓勵和國際社會有太多聯繫、自己實力又有限的英式足球。在美國，當地人經常以別人沒有興趣看美式足球而“自豪”，可見上述情結遺留至今。

其次是精英主義：美式足球源自哈佛、耶魯等美國精英大學的對賽，令這運動成了美國精英基本身份認同，也令英式足球始終不能在大學流行。在著名的常春藤大學群，美式足球循環對賽是學生時代最重要集體活動，負責凝聚集體身份，隨之衍生的校園文化，像是以瘋狂著稱的“兄弟會”，都以排外而自居精英為基本認同。不少美國少年其實在小學、中學熱愛英式足球，因為英式足球畢竟器具簡單、方便街坊，但到了大學，才知道只有美式足球有前途/錢途，因為美國精英掌權後不可能放棄傳統，只會努力增加對美式足球的相關經費。例如，如果沒有了美式足球，布什父子就失去了根本形象建構。

第三是保守主義：美式足球並非老少鹹宜，需求遠較英式足球體力化，符合簡單直接的爭勝要求，也符合體力發泄的原始慾望。“簡單直接爭勝”正是美國保守主義的基本教條，他們相信優勝劣敗、適者生存，相信過程激烈才符合父權社會的形象，不接受英式足球可能出現賽和的荒謬。在美國校園，美式足球常被形容為“男人的運動”，相反，英式足球就顯得相對“女性化”，這對比在歐洲大陸實在難以想象。

最後是消費主義：美國一切運動都商業掛帥，美式足球源自美國，自然為美式商業活動度身訂做：比賽直播時，每數分鐘就會中斷，好讓電視播放廣告，不像英式足球那樣連綿不斷，自然深受贊助商歡迎。

http://commentshk.blogspot.com/2010/06/blog-post_3538.html

橙色力量

南方都市報
A31  |   個論  |   By 沈旭暉         2010-06-30
巴拉圭前門神成為貧民英雄         

巴拉圭是近年代表南美洲打入世界盃的常客，但暫時出不了新的型格球員，球迷依然懷念史上最著名的巴拉圭球員：神射手守門員芝拉華特。這位前巴拉圭隊長不但曾是世上最佳鋼門之一，還是罰球專家，在不同比賽入了五十多球，既有娛樂性，又沒有哥倫比亞門將希基達“半場助攻”或“蠍子救球”的癲狂，在電腦遊戲里，一直是價廉物美的“必買品”。他近年已轉當足球評述員，對從政依然躍躍欲試，多次表示要競選總統，雖然不曾成事，但依然是貧民英雄。為什麼他有這樣的資格?

首先，巴拉圭的民主傳統比其他拉美鄰國更脆弱，在1992年才正式實施，軍人干政在拉美國家中最強。芝拉華特一直批評軍事強人，對有軍方背景的足協從不買賬，曾拒絕與腐敗將軍握手。1999年，巴拉圭副總統阿加尼亞(Luis Maria Argana) 遭暗殺，幕後黑手盛傳是軍事強人奧維多(Lino Oviedo)，因為他安排的傀儡總統被彈劾，阿加尼亞則是其頭號政敵。芝拉華特多次批評奧維多，因而受到死亡威脅，出國效力也有避禍的含義。

此外，巴拉圭的貪腐問題波及球壇，也是芝拉華特的重點批評對象。1999年，巴拉圭主辦美洲國家杯，芝拉華特拒絕作賽，批評這是“好大喜功”，認為政府應將興建球場的錢用到醫院和學校。在芝拉華特眼中，巴拉圭足總是貪污官僚，只懂得將球員拼搏拿去邀功；鄰國經常打假波；記者都是窩囊廢；議員都是寄生蟲。20 02年世界盃期間，芝拉華特一度落選，後來他集合隊友揭發某入選成員與總統屬同一政黨，全靠裙帶關係入局，結果不但獲重召，還令政府大為尷尬。2006 年，巴拉圭再次入圍決賽圈，那時芝拉華特已退休，自然更無所顧忌地狠批足總貪污。

奇拉維特討厭西方，曾因為偽造文件被法國判監，但他的主要 “反帝”對象是鄰國巴西。歷史上，巴拉圭曾是軍事強國，雖然國土細小，但士兵英勇，有“南美普魯士”之稱。直到1865-1870年，巴西、阿根廷、烏拉圭三國聯手和巴拉圭作戰，巴拉圭戰敗，喪失過半國土，成年人口十死其七。於是，兩巴在世界盃外圍賽對決時，芝拉華特高調要求巴西歸還領土，又以巴西後衛卡洛斯“侮辱巴拉圭”為由向他吐口水，大快巴拉圭本國人心。

值得注意的是，芝拉華特雖然在本國形象和鄰國馬勒多拿相似，兩人卻是世仇，芝拉華特認為自己的紀律要好得多，更符合當國民榜樣的條件。當然，他的檔案絕不是白璧無瑕：他曾疑似偽造合約、向政黨要求“站台費”，說退休讀政治學又不見坐言起行，都令他失分不少。但拉美國民早已習慣了不同醜聞，對芝拉華特的魅力領袖依然十分嚮往。假如他真的要從政，除了“一步到位”競選總統，先通過掌握本國足總，慢慢影響國民精神狀態，也是一個可行方略。因此，巴拉圭在本屆世界盃能走多遠，在公在私，都絕對是芝拉華特深度關注的。

橙色力量

沈旭暉：智利地震後的「哀兵效應」

足球不但經常與政治掛鈎，和危機管理體系也有不少經典互動案例，其中南美球隊智利的經驗最值得研究。

智利並非南美洲一線球隊，史上智利成績最好的一屆卻得過季軍，那是在1962 年，智利作為主辦國，僅僅在準決賽以2：4負於球王比利坐鎮(誤)的巴西。但創造如此佳績的背景，除了主辦國的優勢，還有相當重要的一點：在該屆世界盃舉行前兩年的1960年，智利發生世紀大災難，那是人類有記錄以來震級最高的特大地震，有記錄說是裡氏8.9級，也有說是9.3級，此後還發生了數次7.7級以上的餘震。總之，程度遠遠超過2008年中國汶川地震。

智利國土狹長，地形極其獨特，天災頻仍，但面對這個級別，還是有世界末日的恐慌：電影《2012》所預言的個別地震級別，甚至也沒有9.3級這樣誇張。智利原來興建的世界盃場館幾乎毀於一旦，國家空前恐慌，難民處處，對原有的貧富懸殊問題進一步激化；鄰國阿根廷也打算以「援助友邦」為名，把智利的世界盃主辦權搶走。不過最後智利足協堅持繼續舉行，希望靠足球穩定人心，當時智利足協主席卡洛斯·迪特伯恩有如此名言傳世：「我們已經一無所有，不能連世界盃也失去。」兩年前，中國在汶川地震後繼續舉辦北京奧運，而且不加避嫌地繼續大力宣傳，就是主要參考了智利世界盃的經驗，認為災後盛事不但不是問題，反而有正面宣傳和內部凝聚作用。

結果，智利趕及興建四個場館，包括可容納 13.5 萬人的聖地亞哥體育館，令那屆世界盃成為使用球場最少的一屆，雖然不少基建未能恢復，但總算創造了國家急速復原的奇蹟。智利隊以受難者姿態上場，在被一致看淡的情況下同樣創造了奇蹟，可算是「哀兵必勝」的最佳演繹。更戲劇性的是世界盃前一月，對保住主辦權勞心勞力的智利足協主席迪特伯恩積勞成疾病逝，令智利舉國上下哀上加哀，迪特伯恩也迅速成為足球烈士，以其名字命名球場。當然，除了士氣問題，「哀兵效應」還有其他解釋：在舉國關注的壓力下，任何形式的造假行為都會被零容忍；有了同樣身為哀兵的全體本國球迷打氣，令主場氣氛有如宗教場所般悲壯，裁判的同情也會更容易對智利付出。而且，在天災過後的主場出戰，主隊的心理優勢也會遠遠優於客隊。

巧合地，在本屆世界盃舉行前，智利又發生8.8級大地震。對應付天災經驗極度豐富的智利人而言，這次已是處變不驚，也婉拒世界各國派員救援，而相對同期發生的海地地震而言，傷亡人數也少得多，但球隊依然有撫平震後人心的國家任務。因此，在智利對洪都拉斯的首場比賽，智利前女總統巴切萊特親臨南非打氣，還明確提醒球員上述責任；被國內視為上一代球王薩莫拉諾接班人的前鋒蘇亞索(Humberto Suazo)成為國人的重點期望。智利晉身十六強，絕對是鼓舞人心的政治事件，國內早已適當地將之善用到救災工程。不過智利人的「哀兵效應」未能走得更遠，在淘汰賽就以0：3敗給巴西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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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最後由 橙色力量 於 2010-7-2  12:17 PM 編輯 ]

橙色力量

沈旭暉：葡萄牙足球拉攏前殖民地

葡萄牙出局了。我們一向把葡萄牙當作歐洲代表﹐但在葡萄牙本土﹐他們卻經常把葡萄牙和巴西相提並論。在上屆世界盃﹐葡萄牙、巴西和另一前葡國殖民地安哥拉同時打入決賽週﹐更是強化葡語區實力的強心針。因此無論葡萄牙能走多遠﹐葡國人都會當巴西為「次主隊」﹐這除了因為巴西曾是葡萄牙殖民地﹐還涉及當代的新地緣政治。

剛去世的1998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葡籍的薩拉馬戈認為﹐西班牙和葡萄牙擁有和歐洲大陸完全不同的文化傳統和經濟體系，強行加入歐盟﹐只會被德法主導﹐因此應該向第三世界靠攏﹐強烈反對全球一體化﹐就是在球壇﹐也應該與巴西、安哥拉等建立緊密關係。1986年﹐他發表寓言小說《石筏》﹐幻想葡萄牙忽然從西班牙邊境斷裂﹐成為大西洋孤島﹐慢慢向西漂浮﹐最終座落於安哥拉和巴西之間﹐構成一個「拉丁洲」。這樣的佈局﹐除了方便三國球隊打聯賽﹐更重要的是作者將融入歐洲歸類為「全球一體化」﹐卻將融入拉美和非洲歸類為與之相反的「本土化和在地化」。這樣的辯證﹐不但在葡國有市場﹐而且在拉美和非洲同樣有市場﹐因為它們相信依靠一個世界邊陲的前宗主國﹐既可以享有一體化的經濟效益 ﹐又能避免被強權全面消化﹐並維持一定本土特色。

薩拉馬戈的狂想﹐除了與葡國球迷心靈相通﹐還有深刻政治含義。他和不少諾貝爾獎得主一樣 ﹐是公開的左傾分子﹐曾經加入葡萄牙共產黨。他在獨裁者薩拉斯(Antonio Salazar)統治期間固然是異見人士﹐就是在後來的民主葡萄牙也是個邊緣人物﹐因為他的作品有明顯無神論傾向﹐屢屢挑戰宗教禁忌﹐立論比《達文西密碼》更富挑釁性。葡萄牙卻是傳統天主教國家﹐境內的小鎮花迪瑪(Fatima)更是聖母最後顯靈的聖地﹐保守勢力經常對薩拉馬戈口誅筆伐。最終﹐這位文豪選擇自我流放到大西洋的西屬加那利群島﹐繼續做「拉丁洲」的夢。

事實上﹐「拉丁洲」十多年前已虛擬地出現了﹐因為一個被英語世界忽視的組織﹕葡語國家共同體(Comunidade dos Paises de Lingua Portuguesa﹐CPLP)成立了。這個共同體的成員除了葡萄牙﹐還包括所有前葡屬殖民地﹐包括巴西和非洲的安哥拉、莫桑比克、畿內亞比紹、佛得角群島、聖多美和普林西比﹐2002年再加上剛獨立的東帝汶。組織還有兩個觀察員﹐一個是澳門﹐另一個是前西班牙殖民地、位於聖多美旁邊的赤道畿內亞。

組織目的是建立類似英聯邦的網絡﹐以抗衡歐盟。葡萄牙希望成員國擁有更緊密關係﹐曾提出互相承認國民身份、讓成員國民自由往來﹐雖然因為歐盟強烈反對而擱置 ﹐但共同體國民依然在葡國海關享有特別服務。值得留意的是﹐共同體的非洲國家多是新興產油國﹐近年成了各國爭奪的對象﹐美國固然加強當地駐軍﹐中國亦大力進駐投資。葡萄牙這時候強化組織﹐無疑令它的國際影響力死灰復燃。例如聖多美數年前發生政變﹐黑手包括英國前首相戴卓爾夫人的兒子﹐葡語共同體最終對穩定局面扮演了重要角色﹐其他大國反而力有不逮。東帝汶獨立時﹐大多數人主張使用印尼語﹐少數精英卻堅持用葡語﹐背後也有共同體幕後獻策。葡萄牙和巴西的特殊關係最能通過足球宣傳﹐因此在葡萄牙本土﹐C朗拿度和卡卡可算是兄弟班﹐縮影了葡萄牙整合前殖民地的雄心。

http://commentshk.blogspot.com/2010/07/blog-post_03.html

沈旭暉：塞爾維亞球壇的「右翼衝鋒隊」


近年最暴力、也最悲壯的國家足球代表隊﹐大概應首推分裂自南斯拉夫的塞爾維亞。當年南斯拉夫解體的其中一個導火線﹐就是塞爾維亞球員和克羅地亞球員在球場內外起衝突﹐克羅地亞球星波班甚至曾親自「上陣」﹐痛毆一名襲擊克羅地亞球員的警衛。南斯拉夫解體後﹐塞爾維亞一度成為西方的敵人、「準邪惡軸心」成員﹐只剩下俄羅斯這個鐵杆盟友﹐惹來北約空襲﹐在球場內外也同步被打壓﹐成績浮浮沉沉。反而克羅地亞國家隊在世界盃異兵突起﹐後來居上地成為代表南斯拉夫的「正統」﹐這自然為塞族人所不容。在本屆世界盃﹐外圍賽以全勝姿態晉級的塞爾維亞原來被寄予厚望﹐最終成績雖然被上屆國家分裂後還尷尬參賽的「塞爾維亞和黑山」要好﹐但還是破不了首圈出局的悲情宿命。

塞爾維亞足球的發展扭曲﹐與國內極端民族主義關係至巨。南斯拉夫解體後﹐原聯盟的首席球會紅星變成塞爾維亞私有﹐球星四散﹐球會的多元特色立刻消失﹐迅速被極端民族主義者佔據﹐變成塞族總統米洛舍維奇宣傳「大塞爾維亞主義」的工具﹔而這位總統﹐後來被當成戰犯。在內戰期間﹐曾受軍訓、有黑社會背景的紅星球迷會「老虎」的極右會長Arkan成了國內重要人物﹐他的意識形態和米洛舍維奇相若﹐一度指揮大批塞爾維亞球迷「作戰」﹐四出搜刮境內克羅地亞人﹐找到就進行毆打或輪姦﹐據說經手殺掉的人數過千。相比起在波斯尼亞出現的種族清洗﹐塞爾維亞本部還算「溫和」﹐因為留下來的異族人已經不多﹐早年各族共同代表南斯拉夫的歷史已一去不返。

到了塞爾維亞局勢穩定下來﹐也開始與西方和解﹐連黑山、科索沃也脫腹而去﹐總算可以重新上路﹐但本國球壇不但已支離破碎﹐有了「老虎」暴力這段歷史﹐整個球壇也籠罩在黑幫陰影之下。在過去十年 ﹐塞爾維亞國內聯賽公信力極低、紀律也極差﹐造假情況相當普遍﹔而且塞族球員還經常被拿來和種族屠殺相提並論﹐自我形象自然也頗為不堪 ﹐自由派對是否要依靠足球來灌輸民族主義﹐同樣沒有共識。球迷一旦習慣了暴力﹐在國內固然經常鬧事﹐就是在國際賽也時常爆發騷亂﹐成了球壇著名的不受歡迎國家。數年前﹐前南斯拉夫各國足總曾召開救亡會議﹐商討如何重振南斯拉夫時代的足球光榮﹐曾有建議各國合辦聯賽加強交流﹐以免各自為政、一路退步下去﹐但最終還是不能成事﹐主要就是因為各國對塞爾維亞足總缺乏信心﹐也對塞爾維亞缺乏信心。

效力意大利國際米蘭的塞爾維亞中場史坦高域曾先後代表南斯拉夫、塞爾維亞和黑山與今天的塞爾維亞﹐可謂三朝元老﹐不但見證了國家變遷﹐也見證了國家球壇暴力循環﹐因為他的青年軍時代﹐正是效力尚未變質的「正牌」紅星。雖然塞爾維亞政府希望努力重整足球綱紀﹐近年甚至頗為彆扭地把足球和環保相提並論﹐希望重建足球的非暴力形象﹐但一天塞族人被全世界打壓的悲情揮之不去、一旦塞爾維亞和從前的兄弟國不能徹底和好﹐足球要回到正常發展軌道﹐都不會是短期內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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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旭暉：荷蘭蘇里南裔球員血淚史

不少足球強國代表隊都有大量歸化球員﹐但隊員來自單一前殖民地的案例並不多﹐荷蘭隊內的蘇里南球員乃獨特例子。荷蘭在歷史上也曾「大國崛起」﹐建立了全球商業王國﹐雖然隨著英國海上霸權的興起而沒落﹐但直到20世紀﹐依然擁有一些殖民地﹐包括荷屬東印度(今日印尼)、荷屬圭亞那(今日蘇里南)和荷屬安的列斯群島。直到七十年代﹐荷蘭本土和荷屬圭亞那、安的列斯依然結成聯邦﹐人口流動十分頻繁。蘇里南的本土人口原來就不多﹐加上大量來自印度及非洲的勞工在殖民時代遷入﹐人口結構十分複雜。

隨著近鄰英屬圭亞那在1966年獨立﹐雖然另一鄰居法屬圭亞那還屬於法國﹐蘇里南也興起獨立運動﹐並於 1975年正式脫離荷蘭﹐但國內的荷蘭影響力依然無處不在﹐也令蘇里南成為世上唯一在荷蘭本土外以荷語為官方語言的國家。大批蘇里南人雖然支持獨立﹐卻同時擔心國家前途﹐紛紛分散投資﹐在獨立十年內﹐居然有整整1/3人移居荷蘭避難。雖然他們的總人數相對於荷蘭人口並不多﹐還是一方面衝擊了白人主導的荷蘭文化﹐令荷蘭國內少數族裔問題浮上水面﹔另一方面也催生了極端民族主義﹐令蘇里南和穆斯林新移民備受歧視。近年荷蘭極端白人政黨領袖和作家曾被暗殺﹐令這個一度和平的國家面對動蕩的隱憂。

蘇里南裔荷蘭人雖然是二等公民﹐卻對荷蘭足球隊作出了重大貢獻﹕荷蘭勁旅阿積斯一度被蘇里南裔球員主導 ﹐極多荷蘭國家隊國腳也是蘇里南裔﹐包括九十年代「三劍俠」中的古列治和列卡特﹐以及近年的施多夫、古華特、戴維斯、雲達、哈索賓基等﹐可謂粒粒皆星。然而﹐蘇里南裔的加盟﹐卻成了荷蘭隊內訌的根源﹐令荷蘭始終不能在兩奪世界盃亞軍後更上層樓。

例如在1990年世界盃決賽週﹐據報荷蘭的白人教練被來自蘇里南的黑人球星毆打﹔1994年﹐不滿不受重視的古列治賭氣退隊﹔1998年﹐門將雲達沙率領白人球員與蘇里南裔隊友公然衝突﹐都明顯涉及種族問題。近年﹐荷蘭領隊有意無意間避免挑選過多蘇里南裔球員﹐以免他們形成派系﹐令上屆世界盃有大批蘇里南名將落選。目前荷蘭國家隊的蘇里南裔球員極少 ﹐最著名的就是後衛Braafheid﹐與全盛時期半隊荷蘭隊來自蘇里南不可同日而語。結果近年荷蘭隊內矛盾相對減少﹐派系鬥爭不再由族群主導﹐變成了球會阿積士和飛燕諾的門戶之爭。

更諷刺的是蘇里南獨立後﹐正牌國家隊成績極差﹐這與優秀球員被荷蘭掠奪、或因為缺乏出席大賽機會而拒絕代表蘇里南息息相關。雖然蘇里南身處南美洲﹐但卻和圭亞那一樣﹐選擇在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賽區參賽﹐已避過了所有南美強隊﹐但還是從未晉級決賽週﹐甚至連所屬賽區的最後階段也未嘗進入﹐目前世界排名137﹐比香港更低。不少荷籍蘇里南球員也心中有愧﹐近年開始代表蘇里南出席一些非世界性的地區球賽﹐讓蘇里南的區域排名有所提升﹐不過還是以不要剝奪他們代表荷蘭的權利為前提。假如這批荷蘭蘇里南球員自成一隊﹐不但荷蘭近年的成績必會下滑﹐也足以造就一支加勒比海奇兵出現。如何好好善用已入籍荷蘭的鄉里﹐不但是蘇里南足總的難題﹐也是各小國面對全球化的嚴峻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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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旭暉：德國由排外到聯合國

當我們看見法國、英國或荷蘭出現大量非白人球員會容易理解﹐因為它們曾擁有不少殖民地﹐殖民地精英歸化乃順理成章﹐但德國隊出現大量非本土球員則是近十年的事﹐而且完全是人為結果。歷史上﹐德國也曾擁有好些殖民地﹐但在一次大戰戰敗後﹐已全部被逼放棄﹐加上希特拉在二戰期間鼓吹極端種族主義﹐不但猶太人被逼害﹐歐洲的斯拉夫人、吉卜賽人等也被當成「低等民族」﹐不要說接受非純種日爾曼人代表德國國家隊﹐就是讓他們在德國工作﹐曾經也是不可想象。

直到六十年代開始﹐西德經濟起飛﹐因為本國勞工短缺﹐才開始簽署協議﹐從歐洲各國、特別是價格最便宜的土耳其引入勞工。但這些外勞要入籍並不容易﹐而且被白人歧視的情況嚴重﹐就是入籍成功﹐也只能處於社會最底層。冷戰結束後﹐兩德統一﹐德國一度遣返前東德地區的共產國家外來勞工﹐以致勞力更短缺。結果﹐新德國的勞動市場迅速被東歐新移民佔據﹐土耳其人和波蘭人成了德國基層主體﹐也逼得德國和波蘭變成榮辱與共的天然盟友。

有見及此﹐德國終於在 2005年修改移民法﹐接受現實﹐公然宣佈德國成為瑞士、美國、加拿大那樣的「移民國家」﹔既然日爾曼人不再是國家的唯一代表﹐足球隊不應使用歸化球員的無形禁忌﹐也逐漸被解除。法國依靠歸化球員奪得1998年世界盃冠軍﹐加上來自加納的黑人球員艾沙莫於2002年世界盃代表德國上陣﹐受到國民肯定﹐可謂德國隊國際化的里程碑。

到了今天這隊德國隊﹐23人代表當中﹐居然有多達11 人並非來自本土﹐例如著名前鋒普度斯基就是來自波蘭﹔加納裔的保定更傳奇﹐他的親兄長還在代表加納﹐本屆分組賽的德國對加納﹐就上演了他們兄弟內訌。此外 ﹐目前德國陣中還有來自波斯尼亞、烏克蘭、土耳其、西班牙、突尼西亞、尼日利亞、巴西的球員﹐近十年來也出現了來自拉脫維亞、斯洛文尼亞、意大利、荷蘭、瑞士、巴拿馬等國的國腳﹐想不到原來形象最排外的德國﹐卻率先變成最像聯合國的代表隊。近年德國隊風格大變﹐不再是傳統那支重紀律、重防守的呆板大賽隊伍 ﹐變成了崇尚進攻、具個人風格的悅目球隊﹐這固然是領隊教練作風改變﹐但同時也因為加入了大量歸化球員﹐總得適應他們的原有風格。

然而﹐ 德國社會雖然開始接受這些不太懂得唱國歌的球員﹐卻沒有完全接受新移民。這些球員的鄉里在德國依然被歧視﹐波蘭、土耳其文化並沒有融入日爾曼精神﹐排外的新納粹主義也在興起﹐對象除了「傳統」的猶太人﹐還包括上述各族新移民。可以想象﹐假如這些歸化德國球員在關鍵賽事犯下大錯﹐難免變成被炒作的政治事件﹐ 也會令領隊承受「為什麼不多挑選白人球員」的壓力。畢竟德國立國精神並非像美國那樣﹐要建立一個文化大熔爐﹔也不是像加拿大、澳洲那樣﹐要提倡各自各精彩的多元文化主義。假如它真的希望成為移民國家﹐還得在國家意識形態層面作出調整﹐才可以組成一支真正能反映國內現狀的德國代表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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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旭暉：丹麥的香港隊－－法羅群島

丹麥在世界盃分組賽已出局﹐失望的除了本國人﹐大概還包括支持歐洲賽區另一代表隊法羅群島的球迷。大家知道英國有英格蘭、蘇格蘭、威爾士、北愛爾蘭四支代表隊﹐中國勉強也有一支B隊香港、與及不能參加世界盃的澳門﹐其實丹麥也擁有它自己的B隊﹐就是它的自治區法羅群島。

法羅群島面積一千多平方公里﹐和香港差不多﹐人口只有四萬多﹐但也有自己的語言﹐地理位置並不接近丹麥﹐反而與蘇格蘭、挪威鄰近﹐因為它和格陵蘭一樣﹐原來屬於挪威屬土。後來挪威被丹麥吞併﹐法羅群島一併作為嫁妝歸入丹麥﹐而在挪威獨立後﹐被留在丹麥王國。二戰期間﹐丹麥淪陷予納粹德國﹐英國則佔領法羅群島作為盟軍補給站﹐直接催生了法羅群島的獨立意識﹔戰後﹐法羅群島舉行公投﹐贊成和反對獨立的民眾相若﹐最後﹐丹麥政府在1948年賦予其高度自治身份﹐自己只負責國防外交﹐與香港的一國兩制頗為相似﹐而模式早行了五十年。當然﹐兩者的終極目標是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法羅群島近二十年越來越活躍國際舞台﹐ 拒絕跟隨丹麥加入歐盟﹐積極與蘇格蘭和挪威發展關係﹐境內爭取獨立的呼聲越來越強。

1988年﹐法羅群島加入國際足協﹐正式派隊參加國際賽﹐雖然無論在歐洲國家盃還是世界盃外圍賽都成了超級魚腩﹐但對宣傳獨立還是大有幫助。特別是它處女登場的第一戰居然以2:1戰勝好歹算是二線球隊的奧地利﹐爆出了足球史上其中一個最大冷門﹐更是先聲奪人﹐據說那場球賽的賠率極其驚人。世界盃決賽週和法羅群島自然距離極遠﹐法羅足球隊的主要競賽舞台﹐原來應該是「小島奧運會」(Island Games)那個層次﹕這運動會的參賽隊伍都是島國﹐有些是冰島、馬爾他那樣的獨立國家﹐有些希臘羅德島那樣的別國一部分﹐還有些就是法羅群島那樣的半獨立實體。法羅群島在運動會成績極佳﹐在三十多島當中總成績排第六位﹐它的足球隊更是首兩屆小島奧運會的金牌得主﹐不過後來希望提升「國家」的身份認同﹐才沒有繼續參賽。事實上﹐法羅群島地勢崎嶇﹐假如不是移山填海﹐根本連球場也容納不了﹐雖然它也有自己的國內聯賽系統﹐但明顯地﹐參加世界盃的政治意味﹐遠大於體育意味。

話雖如此﹐有了法羅隊﹐丹麥球員多了一個落腳點﹐例如前兩任法羅領隊都是丹麥名宿﹐法羅球員的最大心願也是到丹麥聯賽踢球 ﹐而一旦出現頂級法羅球員﹐他會否願意繼續代表法羅還是情願代表丹麥增加踢大賽機會﹐也大成疑問。由於法羅鐵定在世界盃外圍賽出局﹐丹麥依然被當作法羅人的主隊﹔事實上﹐法羅群島依然加入丹麥國家隊參加奧運會﹐沒有香港那樣的獨立參賽身份﹐什麼時候它能代表自己、什麼時候不能﹐並未有完全清晰的指引。隨著世界主權格局的模糊化﹐法羅群島這樣的「準獨立」代表隊﹐相信在世界舞台將會越來越多。假如丹麥懂得好好利用這些B隊﹐也許足以參考香港隊在世界盃外圍賽以0:8敗給中國國家隊的光榮案例﹐更好地為本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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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旭暉：問題球之國際政治基準試

周末世界盃八強對壘的兩支球隊德國、阿根廷，在十六強勝出的賽事，都出現球證誤判的問題球﹕德國對手英格蘭原本可扳平的一球越過白界而被判不入，阿根廷攻入對手墨西哥的第一球則明顯越位。事後各方焦點集中在球證水平，引入「鷹眼」協助執法的呼聲高漲，相信少壯派以此為政綱競選國際足協會長只是早晚問題。反而兩支晉級球隊的即時反應，被忽略了。

賽後，德國守門員紐亞承認當時已察覺那是入球，不過「盡人事」把球撥出去誤導球證；此外，德國足總主席在中場休息接受訪問，也承認那是入球，說對英格蘭球迷「感同身受」。至於射入越位球的阿根廷前鋒泰維斯同樣「心水清」，事後表示那球明顯越位、等待球證判入才慶祝以省力氣，自言入球「自私」、但對球隊是「好事」；領隊馬拉當拿則對越位隻字不提，反而批評球證沒有盡責任保護美斯。

這些回應既承認知道真相，又失去體育精神，效果並不理想。其實類似情况經常出現，可以作為對領隊、球員的國際政治基準試，特別是對個別有意從政的球壇人士，下列兩極回應更值得參考﹕

對德國而言，雖然只重紀律的形象已開始改變，但責任、承擔依然是德國的國家資產，就像當「歐豬五國」發生金融危機，都要倚賴德國援助。昔日意大利球員迪肯尼奧在英超比賽曾主動放棄單刀機會、用手在禁區內接球，以回應對方球員受傷，令原來並不以道德著稱的他，忽然變成體育精神的代言人。德國需要的，正正是這種戲劇效果。

當場說出真相 贏體育精神美譽

例如德國領隊路維在觀看重播、球員示意後，可以當機立斷，以極緩慢動作大袖飄飄步入球場，背後跟隨整隊德國球員，高聲告訴球證﹕這是入球。然後，再以政治不正確的語言低聲告訴球員﹕對付英格蘭這樣爛的球隊，憐憫一下他們吧，我們獲勝還不容易，何况他們經濟也很爛，別和這些叫化子斤斤計較。這動作會為他贏得球壇內外一致讚嘆，就是最終德國因而落敗，他本人也會名垂青史，甚至可能被當作「新德國精神」模範。

至於阿根廷從來以超技術馳名，身為領隊的前球王馬拉當拿集所有陋習於一身，並不需要樹立道德形象。恰恰相反，馬拉當拿賦予自己的定位、外間對阿根廷的期望，都是作為挑戰強權的捷古華拉，此所以馬拉當拿有這位革命英雄的紋身、視古巴領袖卡斯特羅為教父，更親身參與左翼反美遊行，對早已官僚化的巴西球王比利深惡痛絕。泰維斯跟隨這樣的領隊，就應該入戲，效法馬拉當拿以「上帝之手」淘汰英格蘭後的經典回應﹕不但不認錯，反而聲稱這是對英國進行福克蘭侵略戰爭的「懲罰」。對英國球迷而言，那是佔了便宜又賣乖的「抽水」，但這卻令馬拉當拿成了阿根廷民族英雄，得到遠超一般球星的政治潛能。

藉歷史作擋箭牌 化錯誤為正義

泰維斯可以說的台辭多得很，只要隨便讀讀歷史就可以了，例如不滿墨西哥政府愈來愈右傾、在北美貿易協定與美國同流合污壓迫拉丁美洲窮人；或是要聲援墨西哥國內的左翼查巴達游擊隊，而這游擊隊是卡斯特羅和馬拉當拿的意識形態盟友。為加強戲劇效果，馬拉當拿也可以粉墨登場，戴上查巴達游擊隊的蒙面頭套，宣讀世界人民大團結宣言，高呼Viva Zapatistas，「抽水」效果會登峰造極。反正阿根廷已出局，假如早前有這麼一幕，馬拉當拿還有被懷念的鏡頭，現在他的領隊生涯又顯得乏善足陳。

各國領隊、球員要通過世界盃的國際政治基準試，可以怎樣﹖很簡單，在比賽期間多閱讀國際關係專欄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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橙色力量

南方都市報
A31  |   個論  |   By 沈旭暉         2010-07-07
澳大利亞：“脫洋入亞”的政治正確        

澳大利亞在2006年世界盃後脫離大洋洲賽區，列入亞洲區，更在外圍賽成為亞洲區榜首，想不到在決賽圈卻首輪出局，成績比外圍賽的手下敗將韓國和日本都不如。表面上，澳大利亞加入亞洲是希望技術有所進步，能定期與水平較高的球隊作賽，不用再與大洋洲的六七線球隊糾纏，同時也不用與南美洲第五名(通常是烏拉圭)打附加賽，更有把握晉級決賽圈，實在一舉數得。其實，在足球以外，這還是一個政治決定，呼應了澳大利亞“脫洋入亞”的國策，和數年前澳大利亞以觀察員身份參加大阪東亞運動會的計算如出一轍。

歷史上，澳大利亞獨立自英國，一直是英聯邦核心成員，外交唯英國馬首是瞻，身份不過是英國大洋洲支部的負責單位。它在一次大戰參戰時死傷慘重，一切都是為了英國，心態上還當自己是英國的一部分。但二戰過後，世界格局逆轉，澳大利亞與美國簽訂區域合作條約，改為當上美國的亞太區隨從，希望成為區內的美國代言人。前澳大利亞總理霍華德出兵伊拉克，更成了美國鐵杆盟友，獲布什嘉許為 “像他那樣的得州人”。但與此同時，澳大利亞加入亞洲的提案也不斷被提出，早在上世紀80年代，前總理基廷就主張與亞洲緊密接軌，但當時澳大利亞國民對此十分抗拒，也一度出現了極端排外政黨領袖漢森女士，“澳大利亞是白人的澳大利亞”這說法依然有一定市場。

但亞洲金融風暴過後，澳大利亞輿論開始明白與亞洲整合乃大勢所趨，自己無論是否願意，也再不能獨善其身。它在東帝汶脫離印度尼西亞獨立的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也積極參與東亞反恐合作，就是明白到自己不可能再獨善其身，也不可能再靠美國來與亞洲打交道，因此，“脫洋入亞”逐漸變成既定國策，也越來越得到人民肯定。剛被逼宮下台的總理陸克文任內提出“亞太共同體”，以懂普通話的“中國通”身份主張亞太一家，希望建立像歐盟那樣的亞盟組織，而不是深化東盟那樣的鬆散網絡，以加強澳大利亞參與亞洲事務的合理性，雖然最終他也不能與中國很好地相處，但是進一步令澳大利亞人得以反思自身的身份認同。

在這背景下，澳大利亞隊到亞洲比賽，需要不斷到東亞、西亞各地做客，這對鞏固澳大利亞的亞洲身份大有幫助。畢竟，此前澳大利亞足球隊(甚至是澳大利亞人)出現在沙特阿拉伯、烏茲別克斯坦或朝鮮，都是難得一見。問題是，在足球以外，澳大利亞始終未能得到亞洲各國認同為“自己人”，只能通過雙邊關係聯絡它們，而不是被納入區域合作的整體；例如東盟只會說“10+3”(東盟+中日韓)，談到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就只是“10+3”以後的延伸項目。

澳大利亞在本屆世界盃表現欠佳，從足球角度而言，固然令澳大利亞球迷失望；但以政治角度觀之，卻可能為國家立下了大功，反而有助亞洲接納澳大利亞為核心成員。假如澳大利亞隊表現永遠一枝獨秀，遠遠拋離其它亞洲代表隊，那等於格格不入，就難免被當做外人了。因此，本屆澳大利亞隊和設計亞太共同體藍圖的陸克文同步離開舞台，實在是政治正確的結局。

身患絕症(誤)的澳大利亞球員科威爾因禁區內犯手球被逐離場，場面悲涼，令人十分同情，但有了上述背景，他總可以稍為釋然，起碼國家既然要脫洋入亞，就一定不會怪責他。

[ 本帖最後由 橙色力量 於 2010-7-7  03:13 PM 編輯 ]

傑夫仔

身患絕症的澳大利亞球員科威爾

rip

熱刺#29戴維斯

都話左接受治療後，唔會有生命危險lor

做乜咁想人地死

橙色力量

沈旭暉：西班牙的「加泰羅尼亞分離主義國家隊」

西班牙隊自然是一支國家隊﹐但對不少西班牙人而言﹐他們另有真正的「國家」﹐因為西班牙分離主義盛行﹐ 經常鬧獨立的除了著名的前恐怖分子集中地巴斯克﹐還包括巴塞隆那所在的加泰羅尼亞。這個地區有自己的語言﹐目前人口有七百多萬﹐在西班牙於1469年統一前﹐一直是獨立王國﹐就是統一後的初期﹐也保持了自治地位﹐直到18世紀被西班牙國王廢止﹐加泰羅尼亞的獨立運動隨之興起。今天加泰羅尼亞已重獲自治身份 ﹐但由於其經濟發展水平遠超國家其他地方﹐認為自己應以獨立身份加入歐盟﹐獨立情緒一直並未消減。

熟悉西甲的球迷自然知道﹐兩大班霸巴塞隆那和皇家馬德里是世仇﹐除了球場上的較量﹐也因為皇馬代表中央政府首都馬德里、巴塞隆那代表加泰羅尼亞﹐皇馬的「皇家」稱號﹐也是西班牙皇室於1917 年封賞的。歷史上﹐巴塞隆那球會主席曾因為支持分離主義﹐被支持皇馬的獨裁者佛朗哥槍斃﹔巴塞隆那球迷也曾因為對國歌發放噓聲﹐而令球會被禁參賽。在佛朗哥管治期間﹐國家雖然高壓﹐加泰羅尼亞語也被取締﹐兩大班霸球迷還是勢成水火﹐因為這是他們合法發泄的僅有渠道。此外﹐搞獨立的巴斯克地區也有自己的地方球會畢爾包﹐令西班牙球壇的分離主義色彩遠比英超、德甲等嚴重。

其實﹐在巴塞羅那以外﹐加泰羅尼亞早有了自己的疑似「國家隊」。這球隊有不少頂級球員﹐主要自然是來自巴塞羅那隊﹐包括Pique、Puyol、Victor Valdes等﹐他們都是本屆世界盃決賽週的西班牙國家隊成員﹐閒時就兼踢加泰羅尼亞﹔而可以想象的是﹐聯隊成員絕對沒有皇馬球員。這隊「國家隊」成立於 1904年﹐最初只與其他地方聯隊比賽﹐同時西班牙其他省份也有自己的代表隊﹐算不上特別。但加泰羅尼亞為了軟銷獨立運動﹐慢慢偷偷讓球隊「升呢」﹐不斷與法國、巴西甚至中國等其他國家隊友賽﹐希望製造獨立的既成事實﹐包括在去年年底以4:2擊敗實力強橫的阿根廷國家隊。近年他們提出以獨立身份加入國際足協﹐認為蘇格蘭未獨立而可以獨立組隊參賽﹐他們理應也可以。

問題是蘇格蘭、威爾士等獨立參賽得到英國足總同意﹐它們是大不列顛的「country」之一﹐西班牙卻絕不同意加泰羅尼亞出賽﹐也不會承認後者有蘇格蘭那樣的法定身份。這當中固然有政治原因﹐但也有務實考慮﹕一旦這些球員不再代表西班牙﹐西班牙國家隊可能淪為二流球隊﹐就像一直有英國球壇人士建議組成英國聯隊參賽﹐好讓威爾士球星傑斯等有機會報效真正的國家﹐以免英格蘭等四隊繼續弱化下去。雖然近年西班牙國家隊成績特出﹐令加泰羅尼亞人對國家隊的支持率創新高﹐但這勢頭能否延續﹐殊難定論。雖然獨立加入歐洲足協的計劃不成功﹐加泰羅尼亞國家隊還是越來越高調﹐去年居然重金禮聘(?)曾任教巴塞羅那的七十年代荷蘭傳奇球王告魯夫擔任教練﹐令球員士氣大振﹐因為這是連國家隊也得不到的明星級陣容。有了告魯夫﹐相信西班牙國中有國的足球格局﹐更不可能短期內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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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旭暉：巴拉圭悲壯足球的「瓜拉尼精神」

南美國家巴拉圭歷史性打入世界盃8強，僅以0:1負予西班牙，成績令人刮目相看。比賽期間，巴拉圭總統盧戈呼籲球隊以「瓜拉尼精神」戰勝對手，曾下令全國公務員放假觀看直播，以示上下一心；球隊出局後，又宣布頒發勳章予全體職球員，相信凱旋儀式也許將一如國家其他慶典，安排在首都阿松森的「英雄殿」舉行。這些慶祝對巴拉圭有特殊意義，因為巴拉圭是南美歷史上最悲壯的國家，但如何悲壯今天卻不為人知。巴拉圭人一直期望通過像世界盃這樣的平台，向世界重新介紹這段歷史。

所謂「瓜拉尼精神」，源自巴拉圭原住民瓜拉尼人的名字，他們是南美印第安人的一支，巴拉圭約由200多個瓜拉尼分支構成。這國家原來是西班牙殖民地，行政區域被阿根廷管轄，阿根廷脫離西班牙獨立後，一度要求巴拉圭繼續留在領土內，但巴拉圭以文化、民俗不同為由，於1811年自行宣布獨立。儘管正宗的瓜拉尼人並不容易定義，但起碼瓜拉尼語依然是巴拉圭官方語言，令其文化不致淪為純歷史。

滅絕戰爭 人口銳減3/4

巴拉圭雖然國土細小，但早期領袖勵精圖治，加上境內人口向心力相對單一，居然一度成了南美前列的先進國家。在十九世紀，巴拉圭有「南美普魯士」之稱，軍事強人小盧比斯也有「南美拿破崙」之稱，甚至在檢閱法皇拿破崙三世的部隊後覺得不過爾爾，自信巴拉圭的瓜拉尼戰士更勝一籌。小盧比斯繼承父位當總統前，曾長期出使歐洲各國，迎娶法籍妻子，繼位後積極推行歐化運動，既從法國購入先進軍備，又效法普魯士建立新戰術和徵兵制，令巴拉圭全民皆兵。而作為內陸國家的巴拉圭，依靠着通往大西洋的巴拉圭河，甚至也搞起了一支海軍。有了這些實力，小盧比斯開始活躍國際舞台，成了當時南美洲最富國際知名度的領袖，曾多次調停南美各國的紛爭，乃至以南美新興領袖自居。

這小國異軍突起，令兩大強鄰巴西和阿根廷感到憂慮。他們聯同烏拉圭簽定了三國聯盟密約，打算通過戰爭永遠削弱巴拉圭，甚至將其瓜分。1864年，巴拉圭和阿根廷分別捲入烏拉圭內亂，兩大陣營迅速開戰，戰爭前後打了7年，在教科書被稱為「巴拉圭戰爭」或「三國同盟戰爭」，但在同情巴拉圭的版本被稱為「滅絕戰爭」，因為雙方實力極懸殊：聯軍有30萬人，巴軍只有2萬人，戰時也只能勉強增至總數8萬﹔此外，3國人口共有1000多萬，巴拉圭包括老弱婦孺則只有50多萬。巴拉圭先勝後敗、小盧比斯壯烈犧牲都是不難預料的，真正慘烈的是戰爭令巴拉圭人口減少近四分之三，全國上下戰後只剩下約20萬人，成年男子只有2萬，實在是種族滅絕。

提醒世人：欠巴拉圭一個公道

由於人口銳減，巴拉圭戰後數十年被迫實行變相的一夫多妻制，女人取代男人成為國家經濟主軸，新生孩童一般為同父異母所生，社會文化受到嚴重扭曲。戰爭也令巴拉圭徹底失去昔日的輝煌，不少土地分別被巴西、阿根廷兼併，原有軍隊編制被徹底廢除，所有基建被破壞殆盡。雖然這是南美歷史上至今最殘酷的戰爭，雖然國際社會同情巴拉圭，雖然小盧比斯在歐洲有眾多友人，但是，從來無人願意干涉。

有意思的是，小盧比斯作為「南美拿破崙」因為有抵抗強權的勇氣，雖然令國家幾乎滅亡，作風也受到爭議，但依然被巴拉圭人視為英雄，甚少本國人當他是希特勒一類戰犯。他的遺骸被放進首都英雄殿供奉，成了巴拉圭的神明，巴拉圭的全國假期「英雄節」也是為了紀念他。後來巴拉圭軍事學院復興，也以盧比斯命名。近年他的名聲愈來愈響，甚至連當年的敵人阿根廷也公開表揚。當現任巴拉圭總統以「瓜拉尼精神」鼓勵球員，球員在對西班牙的比賽以瓜拉尼語、而不是西班牙語溝通，再想到盧比斯一直作為瓜拉尼精神代言人，巴拉圭上下就是在回顧歷史、提醒世人：你們欠巴拉圭一個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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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野無point的人

宜家西班牙好似得番加泰隆尼亞keep住每年搞聯隊

橙色力量

沈旭暉：烏拉圭足球的「小國崛起」奇跡

兩屆世界盃盟主烏拉圭四十年來首次打入四強﹐重拾老牌強隊的光榮﹐雖然未能晉級決賽﹐舉國上下還是歡欣若狂。事實上﹐這可作為國際關係「小國崛起」的案例﹐值得足球以外的其他範疇參考。

按國力分析﹐烏拉圭絕不能與面積廣大、人口數千萬乃至過億的巴西、阿根廷相提並論﹕它是南美最小的國家之一﹐面積和北部的圭亞那、蘇里南相若﹐而這兩國因為歷史和技術原因﹐情願走進水平低得多的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賽區比賽﹐令烏拉圭成為南美洲賽區的第一小國。論人口﹐烏拉圭只有三百多萬﹐也就是不及香港的一半 ﹐是歷屆世界盃冠軍、乃至歷屆四強國家中人口最少的﹐就是不提巴西、阿根廷﹐也遠遠不及戰績差得多的玻利維亞、哥倫比亞等。小國並非沒有在世界盃成功的例子﹐但通常只能像克羅地亞那樣短暫興起﹐畢竟在人口基數低的前提下持續找出足球天才﹐乃可遇不可求。其他曾打進決賽週的人口小國都只有剎那光輝﹐最成功的已算是斯洛文尼亞﹐其他的科威特、牙買加、千里達等﹐都是絕對不成氣候的過客。

烏拉圭卻突破了上述小國的局限﹐國家隊成績就是回復不了 20世紀上期的顛覆﹐也畢竟保持了繼巴西、阿根廷後南美第三的身份﹐在美洲國家盃的成績並不差於兩大足球王國。而且烏拉圭百年來培育了大量傳奇球星﹐由第一屆世界盃的「獨臂球王」卡斯特羅﹐到九十年代的「王子」法蘭斯哥利﹐和今天的「新上帝之手」蘇亞雷斯﹐都為人津津樂道。

究其原因﹐除了烏拉圭足球與英國的先天血緣關係﹐就是烏拉圭在足球與英國逐步脫籍後繼續轉型﹐把生產球員視為一條龍產業、國家的重要經濟命脈。僅在烏拉圭首都蒙羅維亞 ﹐5-9歲的兒童足球隊就有百多隊﹐它們和國內各地、各年齡、各級別球會接鉤﹐足球一如我們的中英數科目﹐是烏拉圭人從小到大的必修科。他們的層層淘汰、良性競爭制度﹐也一如我們熟悉的考試制度。烏拉圭人並不抗拒這「考試」﹐因為他們知道足球畢竟是比較穩定的生活途徑﹐就是成不了一流球星﹐外流到二流聯賽、地區球會、或當本土球隊的員工﹐都不會比當小公司的會計失禮。近年烏拉圭球員還刻意開拓相對乏人問津的新興市場﹐不少到印尼、烏克蘭、卡塔爾﹐甚至非洲阿爾及利亞當外援﹐令足球員成了烏拉圭最有價值的「技術勞工」。

上述策略﹐正符合學者近年提出的「小國崛起」理論﹕當然﹐什麼才算是「小國」、什麼才是「崛起」並沒有客觀定論﹐但烏拉圭因應自身優勢發展相關產業﹐在全球市場創造被需要的價值﹐不挑釁鄰近強權﹐再以專才姿態向外輸出產業 ﹐來回應全球化時代的挑戰﹐大方向無疑是成功的。烏拉圭經濟在南美而言相對發達﹐能投放發展足球產業的資源﹐也比玻利維亞等窮國為多。本屆烏拉圭打進四強 ﹐對這個小國的足球產業肯定再有增值效果﹐「功臣」蘇亞雷斯被當作國家英雄﹐是實至名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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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旭暉：馬勒當拿從政夢碎？

本屆世界盃最出風頭的領隊﹐自然是阿根廷的馬勒當拿。熟悉足球的朋友提起馬勒當拿，除了想到他的球技，也了解他作為隱君子的履歷，以及在意大利期間與黑手黨千絲萬縷的關係。然而自從他在古巴戒毒，他對政治參與的熱情愈來愈高，意識形態傾向則愈來愈左。假如阿根廷不是在八強出局﹐而是得到冠軍﹐朝中有不少敵人、但也有不少朋友的馬勒當拿不但有了公開裸跑的機會﹐原來還大有政治潛能。可惜﹐他沒有把握好。

數年前﹐馬勒當拿在古巴戒毒期間，成了古巴領袖卡斯特羅的貴賓。喜愛足球的卡斯特羅深知古巴隊難以得到一流地位，唯有追捧阿根廷，嘉許馬勒當拿為「球場上的捷古華拉」﹐認為他當年的盤扭英姿，就像捷古華拉的游擊戰術一樣出神入化。馬勒當拿被西方國家當成不受歡迎人物，卻被古巴領袖引為知己，自然產生心理反差。加上卡斯特羅向他講解左翼思想入門，教導他要利用自己的聲望「為人類做點事」﹐令球王變成革命領袖關門弟子，更在身上印上卡斯特羅和捷古華拉的紋身。

事實證明﹐卡斯特羅確是遠比馬勒當拿優秀的導師﹐經他點撥﹐近年的拉美反美、反全球化示威，馬勒當拿都牽頭參與。例如在2005年中美洲峰會，拉美各界左翼人士舉行反美大串連，三大領袖正是以反美著稱的委內瑞拉總統查韋斯、原住民出身的玻利維亞左翼總統摩拉里斯（當時還是總統候選人），以及馬勒當拿——這三人被視為卡斯特羅晚年三大門徒。畢竟，這位世界革命教父大概明白古巴的歷史角色已終結，薪火相傳的責任，將落於新興拉美群眾領袖身上。對馬勒當拿刻意結交，是他精心計算的最後殺。

有阿根廷學者曾半開玩笑的認為﹐當現任總統克里斯蒂娜施政出現問題，選民對她和丈夫基什內爾的家族統治產生求變心，已有人勸球王選總統。這不單是因為馬勒當拿在一個對足球狂熱的國度，擁有世界球王的威望，也因為他持有令人舉足輕重的身分﹕名嘴。自從戒毒成功，馬勒當拿主持了一個名叫《10號之夜》的清談電視節目，在西班牙語系的拉美大受歡迎，嘉賓不單包括宿敵比利、後輩施丹、拳王泰臣等體育明星，更包括恩師卡斯特羅。在拉美，媒體明星往往自動成為人民英雄，查韋斯就因此堅持親自主持電視節目。

要是馬勒當拿有機會一展政治抱負﹐以卡斯特羅門徒身份成了總統，堅持目前半懂不懂的意識形態，再與委內瑞拉、玻利維亞結成拉美反美同盟，以阿根廷在拉美的影響力，可以為美國和西方社會帶來大麻煩﹐這也可以讓他名正言順的以左翼姿態﹐挑戰早已「右傾」、「官僚化」的巴西球王比利。可惜﹐上述狂想似乎已不可能出現﹐起碼不可能在短期內成真﹐馬勒當拿卻應驗了比利的不祥預言﹕「你還是先照顧好自己的工作吧﹐你當領隊前已失業多年呢」。一場0:4對德國的慘敗﹐足以讓他打回浪漫偶像的原型﹐似乎球王對足球理論和政治理論﹐都需要繼續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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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旭暉：鄧加鐵腕不合國情?－－巴西球員的無主之城

巴西在八強大熱倒灶﹐雖然令球迷失望﹐卻也令巴西人鬆了口氣﹐因為一般天才橫溢的青年球員﹐是不可能習慣鄧加式紀律足球的。

一般巴西球星並非被足球學校培訓﹐而是在貧民區冒出頭﹐對貧民區的地下秩序狀況﹐我們可參考電影《無主之城》。巴西貧民區一般位於山頂﹐因為居民都是圍繞城市外圍而住 ﹐被城市淘汰出來。這些地區自成一國﹐黑幫大佬實行「高度自治」﹐連正規警察落了單也不敢進入地盤﹐進入的又幾乎全被黑幫收買。最著名的巴西貧民區黑幫「首都第一司令部」近年甚至多次發動對聖保羅州的正規襲擊﹐仿似是「國與國」宣戰。

但貧民區的地下秩序﹐和意大利黑手黨在西西里島的秩序一樣﹐對區內平民﹐倒不是一無是處。例如居民生了病﹐黑幫會負責醫治﹔小偷在他們的地盤出現﹐「領導人」也會捉賊。貧民區居民也不一定希望黑幫和政府停火 ﹐因為犯罪組織為了延續自身的生命力﹐每每在停火後﹐對內部成員倍加嚴苛﹔但只要繼續和政府對峙﹐居民就成了他們的有用力量﹐黑幫大佬們會自覺有責任保護居民。每當政府進駐﹐集團式貪污就變為常態﹐對居民而言﹐損失可能更大。何況巴西法律規定﹐貧民只要住滿貧民區五年﹐即可合法擁有所住土地﹐他們反而擔心換了管治﹐一切推倒重來。

在這環境下﹐巴西貧民有了自己的生存方法﹐孕育了無數球星﹐包括近年的阿祖安奴、丹尼臣等。以這次落選的阿祖安奴為例﹐他年少時在里約熱奈盧貧民區被姨媽帶大﹐唯一嗜好就是踢足球﹐幸運地被球探發掘﹐輾轉投身歐洲大球會﹐成為億萬富豪。理論上﹐他們應為區內貧民提供了最好的上進樣板﹐去破除貧民區的現狀﹐但現實卻往往相反﹕不少貧民知道自己成不了球星後﹐反而愛上了貧民區的秩序。這是因為球星們成名後的揮霍、濫交、今非昔比﹐一一呈現在國人眼前﹐構成了巨大的誘惑。貧童在被足球機制自然淘汰後﹐往往情願投身於貧民區內視線能及的非法牟利職業﹐例如隨時可「創業」的販毒﹐因為販毒致富的過程是「能見度」最高的﹐他們相信﹐這樣更容易得到國際球星才得到的生活待遇。因此﹐球星們就是希望回饋國家﹐也同樣改變不了貧民區的地下秩序。

這就是巴西的潛規則﹕足球無疑可以為貧民區的極少數幸運兒脫貧﹐但巴西人並不習慣把兒童送進科班的正規足球訓練學校﹐反而喜歡把他們留作街上接受自然訓練﹔被淘汰了的﹐情願轉型﹐也不愛接受機械式的地獄訓練來將勤補拙﹐因為他們更相信足球講求天份的硬道理。這解釋了為什麼對巴西人而言﹐剛辭職的教練鄧加的地獄式紀錄型訓練方法﹐註定不合「國情」。這好比政府忽然強行接管貧民區﹐令區內名義上有了秩序﹐但這些秩序反而破壞了原始的混沌生態平衡﹐結果對區內貧民而言﹐只會弄巧反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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