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裕：當一個人變成一種宗教

橙色力量

明報
P05  |   政改之後  |   安裕周記  |   By 安裕         2010-07-11
當一個人變成一種宗教        

看到人們對球王比利預測世界盃戰果的調侃，初時不免有些於心不忍，一些朋友喚他明燈，這當然不是說比利是黑暗中的燈塔，這些反話只要耳目清明的一聽就懂——比利說有機會勝出的，幾乎無一例外轟然倒下，哪怕是巴西阿根廷意大利法國。

說於心不忍，然而卻是一種解脫，比利也是人，人總會有犯錯時候，我覺得這樣才是接近一種生物多於接近一尊神祇。比利的存在植根於他的犯錯和成功，我無法接受一個凡人可以永遠正確。比利是幸運的，至低限度，他可以犯錯並承認犯錯，這是他比起毛澤東斯大林蔣介石以至白禮達都偉大的原因。巴西雖是天主教國家，但還未至於會把一個人變成一種宗教凜然不得侵犯、還未至於連年輕人幾句批評也會勃然大怒那樣高高在上。

我深深感到安慰的是，比利看來從不以這種嘲笑和批評為忤，只要有世界盃歐國盃南美國家盃的年頭，他必然出來講幾句猜猜哪隊可能奪冠。正如前面所說，比利沒有一次猜對，然而他還是興致勃勃去猜，由得凡夫俗子在邊上訕笑。在球迷從崇拜他到嘲笑他的四十年過程，比利顯出無比的胸襟和智慧，他沒有板着面孔狠狠抽那些球迷幾句，當然更不會用罵娘罵爹罵豬罵狗的惡毒語言，朝那些對他出言不遜的傢伙噴放。說到底，不要說猜球賽結果，就算下場踢他一百二十分鐘而回， 不論誰勝誰負都不過是一場football game，是一場game、一場遊戲，犯不着因為旁人幾句話嘔氣。

沒有人敢於挑戰其權威

這個星期談到比利的原因，是因為最近聽到和看到的一些情狀，國際足協會長白禮達恰恰站在比利的對立面。我說的對立，是比利自况是一個人而白禮達自比是一種宗教。一些人自以為站在歷史高點並以為一已擁有道德高地的劣根性，都在白禮達身上折射出來。他已經變成了一種宗教，是比起梵蒂岡還要固執千百倍的宗教。白禮達是不可以給人批評的，更不容旁人對他所作所為所言所行說三道四，他說了比賽不可以引入科技執法就不可以，甭管英格蘭對德國和墨西哥對阿根廷這兩場比賽的問題球鬧得軒然大波，他就是不准。

這種顢頇嘴臉自以為是，既有人格因素使然，更多的是客觀因素導致，他出來大放厥詞沒有人敢於挑戰其權威，源於這些人或這些組織擁有所謂正統性。打個譬喻說，白禮達之於國際足協，他是會長，掌握權力，由此擁有絕無爭議的政治正統，加上推動國際足運有功，從此衍生形而上的個人崇拜。這些例子不勝枚舉，從斯大林到希特勒到我們熟悉的毛澤東，都是循着這條路，逐漸變成迹近甚或超過的「天命不可違」。發展下去，便是接近基督教原罪教義裏的贖罪冒現，就是人們認定除了領袖或其周圍少數人，其他都帶着各式各樣原罪。於文革年代的中共而言，原罪是資產階級思想，在國際足協來說，原罪是未能妥善保存現代足球面世以還的純潔性。這些罪惡感令人們在道德上感到內疚，結果如何不言而喻：在國際足聯，是白禮達成為另一個教宗，在中國，是毛澤東的個人崇拜。造神基因無處不在，中西古今俱無法逃出這一宿命，現代足球裏，有條件成為一種宗教卻拒絕了的是比利。

自我洗滌去神祇化

去神祇化是較諸造神運動還要艱辛的過程，不僅是膜拜神祇的民眾必須拋棄幻想，被神祇化的一方，在這一自我洗滌的過程中更要放下神祇化給予的地位和崇敬。放眼世界，這種人畢竟不多而且應該說是太少，在政治世界有着如此覺悟的是鳳毛麟角，法國的戴高樂是其中之一。七十年前希特勒鐵蹄殺到之際，這位法國副陸軍部長慨言「每當歷史最惡劣的時候，我的義務就是把法國的責任擔當起來」。戰後，戴高樂獲全民擁戴當選總統，他其實就是現代法國之父。一九七○年十一月，退出政壇的戴高樂溘然長逝，按理說，以他的豐功偉蹟，國葬是人民對這位在法國最危急時刻挺身而出民族英雄的最後敬意，可是戴高樂堅決不要成為另一個神祇，他的遺願就是葬禮從簡。

偉大的平凡

從簡到什麼地步？是不吹號角，不奏哀樂，教堂舉行彌撒時，沒有人出來講悼辭。靈柩是幾個同鄉抬往墓地的，價值三百五十法郎；不要說國葬，連薄葬也說不上。曾經採訪日本投降儀式的記者朱啟平，一九七九年到法國採訪時特地看望戴高樂的墓地，「真使我驚呆了。戴高樂將軍的墓，就在小徑盡頭，也是以石頭砌的，高出地面不到半尺，普通得讓瞻仰者難以尋覓。我默默站在墓前，低頭看那樸素、簡單到感人肺腑的墓石，思潮澎湃，只覺得面前是一個新的境界：原來一個人的尊嚴，一個人的品德，是可以用這樣簡樸、平凡的安排來表達的。」

法國沒有忘記戴高樂，葬禮當天，五十萬人民在深秋微雨踏着沉重步伐走上巴黎街頭，自發悼念這位義無反顧扛上民族命運的將軍。

朱啟平這篇採訪後來被列入全國教科書內容，篇名是〈偉大的平凡〉；重點不是偉大，而是平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