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們離開之後,坊間照例有很多悼念的文字。大部分都向你們致意,也有小部分乘機繼續揶揄你們,或你們(一度)代表的「藝術電影」。他們嘲弄你們的電影沉悶、深奧、難明,又說你們脫離群眾,是活在「象牙塔」裏的小圈子人物。儘管他們也得承認你倆在上世紀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的影響力 ── 受影響的不僅是電影方面,而是整個文化面貌,但他們卻也不忘指出,你倆其實打從八十年代中期以還,基本上已沒再拍過一部重要的作品。(《芬妮與亞歷山大》(Fanny and Alexander),arguably 褒曼先生的最後傑作,是在1986年完成的;《女人女人》(Identification of a Woman),安東尼奧尼最後一部引起廣泛注意和獲得好評的作品,則攝於1982年。)換句話說,你們在世時,早已是passe(過時、陳舊)。
是的,你們都是已年過八旬的老人了。去世之前,安東尼奧尼先生更已癱瘓了很長的一段日子(總有十五年了罷!),而英瑪‧褒曼先生的健康狀也好像不大好。你們最有影響力的時期早就過去了。七十年代尾八十年代頭出生的一代的電影學生們,從沒看過你倆的作品的,恐怕佔了絕大比數。(「我在三家大學教書,但孩子們從來沒聽過那些經典藝術電影的名字。如果是硬性規定的話,他們才會看,否則可以讓他們選擇的話,大部分都只會熱衷於肆虐色情的恐怖電影」——簡‧羅素(Ken Russell):英國《時報》,2007年8月2日)。因你們的離去而感到哀傷的,相信很多都是像我們這些起碼年過半百的老影迷了(我們是拒絕被稱作「粉絲」的);而大部分的哀悼,說到最後也可能是出於對屬於我們的那個時代的一份緬懷。純粹的懷舊無疑只會是種沉溺,但把年老一律視作猥褻,卻也未免是另一種的excessive。紊亂,特別是指價值觀而言,可能是這年代最大的問題之一。舉例說,科技上,我們一天比一天超越;但道德觀念上(兩者其實息息相關),卻一天比一天保守、扭曲。當有些人在「慨嘆」你倆的「黃金年代」早已一去不復還的時候,他們卻忘記了你們在年邁的日子裏,仍堅持覑創作的步伐,儘管那是艱辛而緩慢的。坐在輪椅上的安東尼奧尼先生在1995年拍出了由四個短篇故事組成的《雲上的日子》(Beyond the Clouds)、2004年先後完成了短篇紀錄片《米蓋安琪羅的凝視》(The Gaze of Michelangelo,拍攝先生你站在在米蓋安琪羅的雕塑前沉思的情景)和《愛神》(Eros)中一段《The Dangerous Thread of Things》。(按Imdb的記錄,在97年,你還拍了一部長九分鐘的映像詩《西西里》(Sicilia)。)而英瑪‧褒曼先生在96年宣布不再拍攝電影後,也一直未停止過在舞台上和替電視執導,2003年並以高清拍攝了遺作《夕陽舞曲》(Saraband)。如果這不是一種藝術 / 創作賦予生命以力量的呈現,又是什麼?
我閱讀《一個導演的故事》(THAT BOWLING ALLEY ON THE TIBER: Tales of a Director)時是2001年,希望可懂得如何做導演、拍戲。安東尼奧尼撰寫這部自傳,除了記錄過去的拍攝逸事,還有他的思想、理念,及一切想拍但未有機會拍的故事構思。從中可以知道,他拍電影的心,其實一直都非常熱切,作品不多只因現實問題。這本幾近在各大書店已經消失的書,我曾經用紅筆,標示出這幾句: